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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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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信  

2013-07-08 20:16:57|  分类: 书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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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苦恼忧伤,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的。其实我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意思当然不是说,它是什么“一贯正确”,或者已形成了某种僵化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说,我一生追求人格完善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始终不变。但许多具体的认识,却在不断反思自己的错误和局限中逐渐深化、净化。我的嫉恶如仇和勇于实践的性格,使我的某些文章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气势。有的朋友就凭此判断我属于激进派。当你读到我的一些并不激进的文章时,突然深感失望而备受刺激,其中包含了许多误会。

在思想认识上,我主张力求彻底;我曾给女儿起名“澈澈”,就是认为在思想上,人应该追求彻底完美。人的确都是有限的,但有限的人有时也能创造出完美的事物,如某些数学、物理学公式,某些诗歌和绘画等等。有些古代的思想家仍然被人们纪念,就因为他们早在二三千年前就提出了某些至今还有很高价值的思想观念。

但在行动上、实践上,我却逐渐知道而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改变都会牵涉到许多方面的利益,引发许多意想不到的冲突,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绝不能冒然处之。当然这个认识也不是凭空一下子得到的,而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后才悟出来的。

人类只应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做那些能够取得效果的事情。但当然不能局限于此。仁人志士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积于深刻认识的远大目标,行为和实践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后者反此,一切以自身当前的利益为转移,变化无常,可以朝秦暮楚,朝令夕改,没有什么信义,也没有什么操守,就像在我们周围司空见惯的那样。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人不能改变人。我这里说的是人的思想、世界观。当然,一个人可以凭借他的权力和财产改变另一个人的处境,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丧失了权力和财产的人群。但他所能改变的也仅仅是他人的生存条件而已。这种改变,凭的是自己外部的优势对另一方形成的压力。这应该说是我们的古人早就明白了的常识,许多现代的中国人却常常千百次地重复着相同的错误,总是热衷于改变他人。

在“人不能改变人”的命题中,一个绝对的定律是无权者不能改变有权者,贫困的人不可能改变富裕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无权的和贫困的人不可能对有权和有钱的人形成压力。

所以孔子虽然非常不满于现实,而且我认为他确实具有开创“东周”新局面的才能和抱负,他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夺权的“革命”念头,而只是遑遑不可终日地游说诸侯,一心想要借助诸侯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当他的理想抱负在现实的必然性上屡次碰壁,使他“知天命”之后,他就专心于著述和教育弟子了。而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恰恰也在这里。

隋朝的大思想家文中子王通,也有一套救乱致治的学说体系。但在杨广先生(隋炀帝)当了皇帝后,他知道不可能有所作为,也就是不可能改变杨广先生的无法无天和胆大妄为。朝廷四次征辟他做官,他都婉言谢绝。明知天下无道,无可用其智,绝不希冀侥幸,腼颜食禄。他不但绝不异想天开地想要去推翻杨广的暴政,而且对“幸灾而念祸”的李密也很反感。他已看出李密是一个乱天下的角色,并向他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这一中国古代彻底的人权原则。他也像孔子一样授徒讲学,著书立说,风云际会地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准备了干部条件。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以及李靖、陈叔达、温彦博等十余人,成为李世民权力核心的主流。而这些人都在王通门下受过教,都是王通的二流弟子。贞观之治是王通思想影响和王通弟子与李世民合作努力的结果。王通虽然只活了33岁,殁于隋朝末年,却做成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果他只写一些批判杨广先生胡作非为的激进文章,则不仅于世无补,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恐怕也留不下什么遗产。

美国的第16届总统林肯,青年时期就同情黑奴的悲惨命运,形成了解放黑奴的思想。1860年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当时美国在对待黑奴制的态度上,情势非常复杂,从极端的废奴主义者到极端的蓄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几十个政见各异、激烈斗争着的党派和团体,而废奴的正确主张却恰恰处于劣势地位。林肯并未冒然利用自己总统的权力,硬去实现解放黑奴的崇高理想。他从美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势利导,仅仅在关键的时刻运用总统的权力稍稍去拨正历史的航向,终于在1862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如果林肯迷信总统权力,以激进手段解放黑奴,只会导致失败,徒增历史曲折。

中国从孔子、欧洲从柏拉图开始,一直把政治哲学的重点放在“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上。孔子主张由圣人来统治,柏拉图主张由哲学家来做王,马克思主张由无产阶级来专政,更有人主张“革命接班人”应实行世袭制。近世的民主理念则提出了“如何来统治”的问题,使两千年的迷茫云消雾散。用民主的方式来治理社会,即使保留国王又有何妨?

民主也是有范围的,民主不能越出基本人权的界限,不能重演古代希腊直接民主制处死大思想家苏格拉底那样的悲剧。也不能通过多数决定的原则对科学技术以及学术的、历史的问题做出决议。在民主的范围内,一个人只有一票的权利,必须尊重他人同等的权利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但中国的事情却与众不同。除了控制选举,再就是一旦自己的意见不能通过多数决定被采纳,就随意破坏民主程序,祭起“为真理斗争”或为其他什么斗争的法宝。对别人,热衷于无休止地“批判错误思想”,就是一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权利,包括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决定,当然也包括通过“错误的”一票去选出一个“错误的人”。自己无权时要民主,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压制和破坏民主,可以用“人民”的名义压迫人民,也可以用“民主”的借口反对民主,这是在没有民主理念,更缺乏虔诚信仰的中国人已经发生和正在演出的现实。不反思历史和近百年中国发生的反复曲折,我们的霉烂心灵仍然难见天日,难以获得新生。

听我说了这么多,再回头看看我近来的文章,对我的“变化”,相信你就会有所领悟了!

                                          

 党治国       2004511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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