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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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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下)10 桥玄牺牲幼子的“大义”;  

2010-06-13 09:32:02|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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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桥玄牺牲幼子的“大义”;以毒攻毒的权力内斗;皇室兴建苑囿,再见文妖诡辩;黄巾起事;“月旦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出台;“准入制”,司马直自杀;最贪财的帝王

 

公元179年           己未

东汉灵帝                 十二年(光和二年)

 

【原文译白】三月二十二日,太尉桥玄免职,改任太中大夫;任命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桥玄的幼子在门口玩耍,被人劫持,上楼索取赎金,桥玄不给。司隶校尉,河南尹包围了桥玄的家宅,但不敢进逼强盗。桥玄张目大声呼叫:“奸人罪不容诛,难道我能因为一个儿子的性命而放纵国贼吗!”催促他们向强盗进攻,他的儿子遂被强盗杀死。桥玄因此上奏书说:“天下凡有劫持人质的案件,宁肯使强盗与人质一块都死,也不得用财宝赎回人质,开张奸人作恶之路。”从此劫持人质的案件绝迹。

 

柏杨先生日:桥玄处理儿子被劫持事件,残忍而冷血,为了替自己辩护,他还认定回赎人质是一种“为奸邪开路”,要求政府用法律禁止。史书强调他牺牲儿子的代价是:“从此,劫持人质的事件绝迹。”

“保护人质”和“为奸邪开路”,没有因果关系。因保护人质而回赎,是一种对人权的尊重。自从有人类以来,好像只有桥玄一人,心如蛇蝎。正常人都舍不得眼睁睁看着他的父母、儿女、妻子、丈夫,甚至陌生人,惨死在匪徒之手。所以,只要有绑票,就会有回赎;五千年来,有千千万万回赎,邪恶并没有受到鼓励。而史书强调此后再没有发生过劫持人质事件,更是睁着大眼说谎!灭九族都挡不住谋反,仅仅牺牲人质一个人,岂能阻止犯罪?桥玄属于奇禽异兽,同类不多,多的是愿为儿女付出任何代价的爹娘!而且匪徒既已现身,在二世纪那种静态的农业社会中,他就很难躲藏。用谈判或金钱救出人质后,再捕捉不迟,那时既无航空事业,他总不会要一架飞机,逃到鲜卑部落?我们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拒绝营救。绞尽心血勉强想出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我们所不了解的家庭内斗,桥玄正要除掉那个幼儿。虎毒尚且不食子,桥玄比虎毒得多了。

比虎更毒的是,桥玄在蛇蝎心肠上面,蒙上一层美丽外衣。使人想到,这世界上多少恬不知耻的嘴脸和心狠手辣的行为,头上都插着“大义”的标竿。

 

【原文译白】宦官王甫、曹节等人奸虐弄权,煽动内外,太尉段颎阿谀依附他们。曹节、王甫的父兄子弟作卿、校、牧、守、令、长的布满天下,无不贪暴。王甫的养子王吉任沛国丞相,尤其残酷,凡是杀掉的人,都把尸体卸成几大块装在车上,书写罪名,宣示所属各县。夏天尸体腐烂,就用绳子将尸骨串连,到全郡周游一遍才罢,看见的人无不惊骇惧怕。任职五年,共杀一万多人。尚书令阳球常拍着大腿发愤说:“若阳球当了司隶(京畿卫戍司令),岂能容纳这些小子们!”不久阳球果然当上了司隶。

王甫使门生在京兆界内侵吞公家财物七千余万,京兆尹杨彪揭发这件事,告诉了司隶阳球。杨彪是杨赐的儿子。这时王甫刚好在私人住宅休假,段颎正以发生了日食自我弹劾。阳球进宫谢恩,趁机劾奏王甫、段颎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缺字,上曰下羽)等人的罪恶。四月八日,全部逮捕了王甫、段颎等人,关入洛阳监狱,同时逮捕了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萌、沛国丞相王吉。阳球亲自主持审问,五毒(鞭打、棍打、火烧、绳捆、悬吊)全都用遍。王萌以前曾担任司隶,他对阳球说:“我们父子既然应判死罪,看在我与你先后同僚的情分上,允许我为老父求情,对他少用一些毒刑。”阳球说:“你罪大恶极,死不灭责,还想和我论什么先后同僚,请求宽贷吗!”王萌于是大骂说:“你从前事奉我们父子像奴才一样,奴才竟敢反咬主人吗!今天临危相挤,不久就轮到你自己了!”阳球令人用土堵住王萌的口,棍鞭齐下,父子都死于杖下,段颎也自杀。接着把王甫碎尸于夏城门,树立一个大标语牌,上书“贼臣王甫家庭财产全部没收,诸王妻子都流放到比景(今越南筝河口)。”

 

柏杨先生日:阳球本是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程璜的女婿,为了私仇,放逐蔡邕,蔡质,而又派人追杀,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王萌诟骂他:“巴结我们父子像奴才!”有事实根据。稍后,曹节说:“我们可以自相残杀,却不能教狗舔我们的血!”我们推测:这可能是一场王甫、程璜之间的内斗。阳球并不是为民除害,只是为岳父扫除绊脚石。

 

治国先生曰:王吉先生统治一郡之地,五年虐杀一万余人,平均每月杀人二百左右,对百姓实行极端残暴的恐怖统治。阳球先生诛杀王甫父子及阿附宦官的段颎先生之流,是当权集团内部的斗争,手段也极为残酷。这种残酷的压迫方式和争权斗争,既是丧失了人性的魔性表现,又进一步地灭绝着已经稀缺的人性。这就是我们这些汉人的祖先,他们的罪行构成了我们的原罪。我们不仅要清算这些祖辈的罪恶,也应为祖辈的罪恶感到羞耻,通过道义的评判和灵魂的新生,洗涤这一切羞耻。对那些吹嘘所谓的“汉唐雄风”而唾沫飞溅的先生们,治国先生要提醒他们:王甫、段颎、阳球这些先生们,也是你们汉朝的祖宗啊!从他们身上刮起的,属于哪一种风?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以后,又是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重演着他们的罪恶和耻辱!

 

公元180年         庚申

东汉灵帝              十三年(光和三年)

 

【原文译白】十二月初五,立贵人何氏为皇后。征召皇后之兄颍川太守何进为侍中。皇后本是南阳屠户人家的女儿,通过“选妃”进入掖庭,生下皇子刘辨,故立为皇后。

这一年开始兴建毕圭苑和灵昆苑。司徒杨赐谏诤说:“先帝的制度,左边开挖鸿池(在洛阳城东十公里处),右边兴建上林苑(在洛阳城西),不奢侈也不俭约,以合乎礼的中庸之道。现在随便规划城郊的土地兴建苑囿,毁坏平坦肥沃的土地,废弃了农田园圃,赶走居民,畜养禽兽,这恐怕不是‘若保赤子’的德义(《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现在城外的苑囿已有五六处,可以逞心快意,顺应四季的变化。应该想到夏禹使宫室简陋,文帝不建露台的用意,以安慰人民的劳苦。”奏书呈上后,皇帝想要停建,询问侍中任芝、乐松,二人回答说:“过去周文王的苑囿有百里之大,人民还以为太小;齐宣王的苑囿只有五里,人民却认为太大,现在兴建的苑囿与百姓共有,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害处。”皇帝听了很高兴,就继续兴建。

 

柏杨先生日:任芝、乐松的言论,使我们再见文妖。截至二十世纪为止,宦官已绝,文妖不绝,倍增痛心。

 

治国先生曰:文妖的危害,在于他们有本领使是非完全颠倒。关于周文王“百里苑囿”的故事,见于《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齐宣王说:“文王的苑囿,方七十里,穷人可以去采刍荛,猎者可以去打雉兔,因为与人民共同享有,人民认为太小,不是应该吗?臣刚进入齐国国境,先要问国家的重要禁忌,然后才敢进来。臣听说四郊的关内有苑囿,方四十里,如果杀死苑中的麋鹿,与杀人同罪。这就等于在国中设置了一个四十里的陷阱,人民以为太大,不也是应该的吗!”刘宏的贪婪自私和奢侈荒淫,居于汉朝二十四帝之首,而任芝、乐松二位先生,竟用周文王姬昌先生的德政为他开脱粉饰,使刘宏先生可以心安理得他将坏事进行到底。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场迫害人民的运动,兴起了一桩桩陷民于水火的恶政,所有这些,都得到一些文妖们极其荒唐无耻的粉饰吹捧,推波助澜,然后又百般诡辩遮护。后世的学者,如能骗篡一部《妖言集》,定会使人们大开眼界,甚至心惊肉跳,惊叹人类心灵的堕落竟达到何种程度。过去的文妖为当权者服务,现在又多了一些有钱的主子,其妖言就更加令人厌恶了。

 

公元183年          癸亥

东汉灵帝               十六年(光和六年)

 

【原文译白】起初,钜鹿(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宁晋县东南)人张角奉事黄帝、老子,用妖术教授门徒,号“太平道”;用咒语符水治病,令患病的人跪拜陈述自己的过失,有的人病就好了;大家都把他当作神一样信奉。张角派弟子分头周游四方,转相欺诳引诱,十余年间,徒众达到数十万,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无不响应。有人变卖、抛弃了财产,流离迁徙,前来投奔,填塞道路;没有到达就病死于路者以万计。郡县都不了解他们的意图,反而说张角用善道教化人,才使人民归附。

太尉杨赐当时担任司徒,上书说:“张角欺骗迷惑百姓,遇到大赦而不悔过,逐渐滋长蔓延。现在如果下令州郡捕讨,恐怕更加骚扰,加速促成祸患的发生。应严令刺史、二千石,选择区分流民,护送他们回归本郡,以孤立削弱其党徒,然后诛杀渠帅,可以不劳而定。”适逢杨赐去职,奏书滞留在宫中。司徒掾刘陶又上疏申述杨赐前议说:“张角等人的阴谋日益严重,四方私下的传言说,张角等人偷偷进入京师,窥视朝政。鸟声兽心,私下互相呼应;州郡都忌讳此事,不想奏闻朝廷,只是相互转告,不肯表现在公文上。应颁下诏书,重金悬赏捉拿张角等人,并封给爵邑。有敢回避者,与张角同罪。”皇帝根本不当一回事,反而诏令刘陶编次《春秋条例》。

张角于是设置了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一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制造谣言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在京城各衙门以及州郡官府的门上,都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大方马元义等先聚集荆州、扬州数万人,约好时间在邺县(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起事。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定三月五日京师内外一同起事。

 

治国先生曰:黄巾起事是自下而上地颠覆衰败腐朽的皇权专制统治的另一种模式,可以称之为“黄巾模式”。这种模式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时期不断上演,以改变了的面貌不断重复着最初的脚本。这种模式的特点是:1、以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宗教或带有少量宗教色彩的迷信吸引信徒。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信仰缺失,因而黄巾的活动就容易充填、占有或控制信徒的心灵或精神。2、它往往通过精神作用(心理暗示)或特异功能,或医疗技术给人治病,而又确实治好了一些人的病甚至是疑难大病,以此加强了信徒的迷信或信仰。3、它往往带有社会理想的色彩,例如张角先生的“太平道”,就带有太平世界的理想色彩。这种理想色彩在皇权专制政权的腐烂期,很容易唤起受苦受难的下层百姓的希望。而所有以上三项内容,恰巧都是皇权专制制度衰败期特别缺少的,从而使之显出了一种动员优势,至少造成了某一皇朝末期不可逆转的离心倾向。4、它最后总要现出“取而代之”的真实意图,无非为了争夺政权这个赃物或皇宫的那把椅子,使它从总体上不能超越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这就是以宗教迷信起事的社会集团,从来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最多只能像洪秀全的太平军那样,在一个小范围内短期掌握政权。一般说来,信仰集团可以战胜利益集团,但信仰破灭了的“信仰集团”,又都不是利益集团的对手。

 

公元184年         甲子

东汉灵帝              十七年(光和七年  

中平元年)                                      

 

【原文译白】春,张角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变。于是收捕马元义,在洛阳县处以车裂酷刑。诏令三公、司隶,查明宫禁中的宿卫和百姓有信奉张角太平道的,诛杀一千余人。张角等人知道事情败露,派人日夜驰敕各方,一时俱起,都头戴黄巾以为标帜,当时人称“黄巾贼”。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之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宝之弟张梁称人公将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劫略村邑,州郡失守,长史大多逃亡。一个月时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封国、甘陵封国各自逮捕了封国王爵(刘续、刘忠)响应黄巾贼。

三月三日,任命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领左右羽林、五营士卒屯兵都亭,修理器械,镇守京师。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

皇帝召集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解除党禁,拿出中藏钱(皇帝私人存款)、西园厩马(皇帝私马)以奖励军士。皇甫嵩是皇甫规哥哥的儿子。皇上向中常侍吕强问计,回答说:“党锢太久,人情怨愤,如不赦宥,容易与张角合谋,叛乱就会扩大,后悔不及。现在请先诛杀左右贪污恶浊之人,大赦党人,再考核刺史、二千石是否贤能称职,则盗贼没有不能讨平的。”皇帝因为害怕黄巾不能讨平,而接受了这些建议。三月七日,赦免天下党人,放还迁徙的家属,只有张角不赦。调发天下精兵,派遣中郎将卢植讨伐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伐颍川黄巾。

 

治国先生曰:“多难兴邦”,但这个过程和结果都受到自身潜能的限制。刘宏先生如能接受吕强先生的三项建议:解除党禁,清除贪污,整顿吏治,不但可避免从此衰亡,而且有望出现一个小中兴局面。但刘宏先生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分子兼饭桶和小丑,最多只能把事情做到击败黄巾的最低限度。

他不但没有能力反思黄巾起事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甚至不能修复被黄巾冲击毁坏的原有基础,使得汉朝政权有如向山下滚去巨石,加速度地奔向自己的毁灭。

社会上永远需要能够反思、善于反思的知识群体,为社会进步准备必须的思想资源。由于中国历史上极端缺乏这种资源,因而即使像东汉末年那样的多难,要实现兴邦也难乎其难。严格说来,直到四百多年后的唐朝,这个“邦”才算重新兴了起来。中国历史上太缺乏思想资源了,直到现在我们还感到如此地贫瘠。

 

【原文译白】波才在长社将皇甫嵩包围。皇甫嵩兵少,军中都感到恐惶。贼兵依草结营,刚好刮起大风,皇甫嵩组织军士用苇秆扎成火炬登上城墙,使精锐部队从围困的间隙中突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着火把应和呼喊,皇甫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阵,贼人惊慌乱走。适逢骑都尉(骑兵总监)沛国人曹操率兵来到。五月,皇甫嵩、曹操与朱俊合军,再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皇甫嵩都乡侯。

曹操之父曹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弄不清曹嵩的生出本末,有人说他是夏侯氏的儿子。曹操自少机警,有权谋智数,任侠放荡,不务正业。世人都看不出他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顒认为他异于常人。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没有经邦济世的人才,不能拯救。能安天下的人,难道就是你吗!”何顒见到曹操,赞叹说:“汉家将亡,安天下的,必定是此人啊!”桥玄对曹操说:“你还未出名,可以结交许子将。”许子将就是许训的侄子许劭,喜欢各类人物,多所赏识,与堂兄许靖都有高名,喜欢共同评估乡党人物,每个月都重新评论,定其高低,所以汝南有“月旦评”的习俗。曾任郡府功曹,府中听到他们的评论后,无不改操饰行。曹操前往造访许劭,问他说:“我是怎么一个人?”许劭鄙薄他的为人,不予回答。曹操就威胁他,许劭说:“先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喜而去。

 

治国先生曰:治世与乱世循环,能臣与奸雄辈出,其源头都是一个。人才超不出能臣与奸雄的狭隘界限,社会也就难以越出专制主义的治乱怪圈。如曹操之流,何足道哉!

 

公元185年          乙丑

东汉灵帝                十八年(中平二年)

 

【原文译白】诏命各州郡采购材木和有花纹的石头,分类送到京师。黄门常侍总令人谴责呵斥那些验收不合格的,并强令他们打折贱买,仅得到原价的十分之一,然后再卖给他们。宦官又不及时接收,木料堆积直至腐朽,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又私下里增加采购数量,百姓叫苦嗟叹。又令西园骑士分道督促,各州郡恐慌惊动,他们就从中收取大量贿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调授官职,都向他们索取助军钱和修宫钱,大郡郡守多至二三千万,其余各有等差。应当上任的官吏,都先到西园议定价格,然后才能去上任。其中坚守清廉的人乞求不去上任,都强迫硬遣。当时河内人司马直新任钜鹿太守,因为有清廉的名声,减收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说:“为民父母却反过来剥削百姓,以应付时势的要求,我不忍心。”辞以有病,竟得不到批准。行至孟津,上书极言当世的过失,随即服药自杀。奏书呈上后,皇帝因此而暂停修宫钱。

 

治国先生曰:皇帝修宫,除了向地方派捐石料木材,更要命的是必须有宦官们验收合格的“批文”即“准入证”。他说你不合格,你只好用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他们,然后再从他们手中用十几倍的价格把原本是你的东西买回来,于是你的货物经过了这样一卖一买就变成了合格品,从而若干倍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只要政府兴建工程,只要必须经过官吏们验收,需要他们批准放行,他们就能从中得到大量的贿赂,你就准备成几倍的拿出银子吧。腐败政府的官员,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兴建工程,上马项目,只要钱、物、批件必须从他们手中过,就不愁弄不到钱财。其实这并非后世那些当官者的创造,东汉末年的宦官们,早就是他们不用交学费的师傅。

当卖官成为普遍制度时,好官就在世上绝迹了。司马直先生不忍心割剥百姓,想借口有病辞官都不行,为了不当赃官,只好自杀了事。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怕是独一无二的。于是自从司马直先生死后,卖官的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好官了。河南省武陟县应当为司马直先生树立塑像,底座书:“世界历史上唯一因为不愿当贪官,又不能当清官,甚至不能不当官,无路可走而自杀的官员。”

 

【原文译白】六月,以讨张角有功为由,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

 

柏杨先生日:千万在沙场上流血流汗的战士,身体残废的伤兵,以及已入幽冥的忠魂,都为之同声一哭。

 

治国先生曰:这哭声一直延续了一千八百年,直到它被为皇权专制制度哭丧的哀声代替。

 

【原文译白】这一年,皇帝在西园建成“万金堂”,把大司农府的金钱、缯帛都堆满在万金堂中;再在小黄门和常侍家里,各藏钱数千万;又在河间封国购买田地住宅,兴建第宅楼阁。

 

治国先生曰:刘宏先生可谓帝王中的葛朗台。在守财奴中,他是地位最高的;在地位最高的人中,他是最爱钱的。但他只能称为空前贪财的皇帝,却够不上绝后。后来者居上,比他更爱钱的最高统治者生生不已。那些膜拜“汉唐雄风”的先生们,请在刘宏先生的阴魂前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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