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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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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下)3、陈寔修德清净,不拘束百姓上诉;儒家明哲保身的哲学;   

2010-05-10 10:00:08|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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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寔修德清净,不拘束百姓上诉;儒家明哲保身的哲学;从士孙奋的遭遇,“地主阶级专政”之谬;朱穆奏记力谏梁冀;陈蕃、延笃打狗欺主;崔寔著《政论》

 

公元149年         己丑

东汉桓帝              三年(建和三年)

 

【原文译白】这一年,朗陵侯国丞相荀淑逝世。荀淑年轻时就博学,有高尚品行,当世有名的贤士李固、李膺都尊他为师。在朗陵(治所在今河南确山县南)任职时,政治清明,人称“神君”。有八子:荀俭、荀绲(gǔn)、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都有名声,时人称为“八龙”。所居乡里旧名“西豪里”。颍阴县令渤海人苑康因为古代高阳氏(五帝之一颛顼号)有贤子八人,所以把“西豪里”改为“高阳里”。

李膺性情简约而心性高傲,和人很少交往,只以荀淑为师,以同郡人陈寔为友。有一次荀爽拜谒李膺,为他驾车。回来后高兴地说:“今天终于能为李君驾一回车了!”被人倾慕到如此地步。

陈寔出身孤单微贱,担任颍川郡西门亭长。同郡人钟皓以高尚的品行,受人称赞,前后九次被三公府征召,年龄辈分都远在陈寔之上,却引陈寔为友。陈皓任郡府功曹,被征辟到司徒府。临别时,太守问:“谁可代替你的职务?”钟皓说:“明府君如果一定要得到合适人选,西门亭长陈寔就可以。”陈寔听到后说:“钟君好像没有知人之明,不知为何偏能识我!”太守于是任命陈寔为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安排一个官吏,高伦委任他为文学掾。陈寔知道这人不称职,怀揣高伦任命的公文请见,对他说:“此人不宜任用,但侯常侍的请托也不可违逆。陈寔请将此人由郡功曹选用,不值得玷污明德。”高伦依从。于是乡论责怪陈寔举非其人,陈寔始终不予辨白。高伦以后被征召至京,任尚书,郡中士大夫送他到纶氏县(县治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高伦对众人说:“我前时为侯常侍任命了一个官吏,陈寔秘密把我的命令退还,而由他从外面签署任命。频频听到议论的人因此事而轻看他,错却在我害怕强梁。陈君真是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语出《礼记·坊记》)的那种人啊!”但陈寔仍坚持由自己承担过失,听者无不叹息,由此天下佩服他的品德。以后陈寔任太丘县长,修德清净,百姓安宁。邻县百姓前来归附的,陈寔总是对他们训导劝喻,送回原籍,各令归农。上级官员到地方巡察,官吏顾虑百姓向上级官员诉冤,报告陈寔想要禁止。陈寔说:“百姓申诉,为的是求得公平。禁止申诉,他们到何处讲理!不可拘束上诉的百姓。”上司官员听到后叹息说:“陈君能说出这样的话,岂能使人蒙冤!”而始终也没有人上诉。因为沛国丞相赋敛违法,陈寔不肯阿附,解绶辞职归去;吏民追思不已。

 

治国先生曰:“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以及“为尊者讳”,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痼疾。越是地位高的人,同一过错导致的损失就越大;皇帝的过错,常成为天下的祸患。纠正错误的效果则相反,上级纠正一个错误比下级纠正一个同样的错误,意义要大得多;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意义至为重大。但“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以及“为尊者讳”,恰恰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文饰和掩盖上级的过错,使之长久地为害百姓,为害天下。中国的历史两千余年没有进步,就是因为高层的统治者没有感受到他们所犯错误和罪行的压力。这些压力或者由下层分头化解,或者日益积累,终至爆发。这个恶疾,是从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总病根生发出来的。

陈寔先生的治绩,一则表现为邻县百姓来归,二则表现为没有蒙冤的百姓上访申冤。上级常据有多少百姓上访申冤,作为考查地方官吏政绩的一项指标。而地方政府防范蒙冤百姓上访申冤的恶劣做法,也就从此产生出来。认为上访就是“闹事”的观念,本就十分混帐。抓捕上访百姓,把他们关入监牢甚至诬陷一个罪名的做法,更是十二分的混帐。可叹东汉陈寔先生下属的想法,竟能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原文译白】钟皓向来与荀淑齐名,李膺常叹息说:“荀君的清高和见识难以超过;钟君至高的德行,可为师表。”钟皓兄长的儿子钟瑾之母,是李膺的姑母。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之风,与李膺同年,俱有名声。李膺祖父太尉李修常说:“钟瑾的性情和我们家相似,‘邦有道,不废(弃其才能);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治长》)”又将李膺之妹许配钟瑾为妻。李膺对钟瑾说:“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弟对现在的世事为什么常黑白不分呢?”钟瑾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元礼(李膺字)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官位上,宗族都很兴盛,所以才会这样吧!过去国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国佐,直率好言人之过。晋见周王室的卿士单朝,单朝评论说:‘在国家政治昏乱时,毫无保留地揭发别人过失,将是怨恨的根本。’不久,国佐在齐国被诛杀)好招人过,以致怨恶。现在岂不就是这样的时期!如果一定要保身全家,你的道路正是可贵的。”

 

柏杨先生曰:传统文化中最卑劣的一部分——明哲保身,不断受到鼓励赞扬,认为是非可以不分,黑白可以不明,活命才是第一。史学家给锺皓、锺瑾二位先生的评价,使人觉得懦夫成了高贵人物,不但心安理得,反而受到圣人赞美,享盛名于千古。一个人如果坚持分辨是非黑白,不但没有人敬佩,反而惹人哄堂大笑,笑他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

我们绝不拿着别人的指头去捅蛇窝,吆喝别人:“上呀,上呀!”也绝不要求别人:“死呀,死呀!”我们对在权势下低头的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而我们对敢说敢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深深了解那是人类中最可贵的道德勇气,从心底深处,生出钦敬膜拜。希望中国人的尊严,就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心头,开始苏醒。我们是一个能分辨是非,能分辨黑白的人,不是一个不分辨是非,不分辨黑白,而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的蟑螂。

 

公元150年         庚寅

东汉桓帝              四年(和平元年)

 

【原文译白】正月初二,太后下诏,归政于皇帝,停止称制。二月二十二日,太后梁氏逝世(四十五岁)。

四月初三,葬顺烈皇后(梁妠)。增封大将军梁冀万户,连同以前,共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翟阳县租税收入(总计享有襄城、翟阳二县的租税收入),每年收入五千万,加赐赤色印绶,地位相当长公主(皇帝的姐妹或姑母称“长公主”)。孙寿擅长妖冶狐媚,蛊惑梁冀,梁冀又爱又怕。梁冀宠爱奴仆总管秦宫,做官直到太仓令,可随时出入孙寿住所,威权大震,刺州、二千石都拜见秦宫或向他辞行。梁冀与孙寿在街两边分别建造豪宅,建筑标准达到极点,互相夸耀,竞为奢华,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梁冀、孙寿共乘辇车,游观府第之内,众多歌星乐队相随,一路上都在尽情歌舞,有时日以继夜纵情娱乐。客人到门前不予通报,都向门房请托送礼,门房的财产积有千金之巨。又在多处开拓林苑,周遍近县,在河南城西兴建兔苑,方圆数十里,传令各地调发活兔,刻其毛以为记号,有人敢猎取一只兔子,立即处以死刑。有一位西域商人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指告,处死者十余人。又在城西兴建别墅,收容作奸犯科之徒和逃亡罪犯,或劫取善良百姓,一律当作奴婢,多至数千人,名为“自卖人”。梁冀接受孙寿的意见,斥逐了许多梁氏家族的官员,对外表示谦让,实则扩大孙氏家族势力。孙氏宗亲中仅冒名(非孙氏宗族的人冒充孙家人)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的就有十余人,皆贪饕凶淫。梁冀、孙寿又各自派出私人暗探,到各地调查富人,造册上报,加上各种罪名,关在狱中拷打,令他们出钱赎身。许多拿不出所需财物的人都死在狱中。扶风县有一人复姓士孙名奋,家庭富有而性情悭吝。梁冀送给他一匹坐骑,向他“借贷”五千万,士孙奋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把他告到郡县,指控士孙奋的母亲为梁冀家管库房的婢女,说她盗走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叛逃。于是收捕士孙奋兄弟,关入监狱拷打致死,将其资产一亿七千余万全部没收。梁冀又派遣门客周流四方,远至塞外,广求异物,而派出的使者又乘势横暴,奸淫掳掠妇女,殴击官吏士兵,所到之处,遭到人民的刻骨怨恨。

 

治国先生曰:士孙奋先生的遭遇,不过是众多的被梁冀先生盯上的有钱人(地主)的一个典型代表。士孙奋先生资产达到两亿,够上一个所谓的“大地主阶级”了,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既没有财产权也没有生命权的奴隶,奴隶总管梁冀先生随意就可剥夺他的全部财产连同他兄弟们的生命。而那些各地被梁冀先生的爪牙们造册上报的富人,至少也难逃剥夺财产的厄运,有的还要搭上性命。什么是奴隶?当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可以被人任意剥夺时,你就是奴隶。为了胡商杀死一只兔子,竟然剥夺了十几个人的性命,他们有什么生命权?不过一些奴隶而已。而梁冀先生,则是一名奴隶总管,他本身也是奴隶,有一天也会被剥夺生命和财产。在皇权专制下,只有皇帝一人才是真正的奴隶主。说什么皇权专制政权“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以士孙奋兄弟的遭遇观之,谬矣!

 

【原文译白】侍御史朱穆自以为是梁冀故吏,上奏记劝谏他说:“英明大将军的地位有如申伯那样尊贵(申伯指周宣王舅,喻梁冀为国舅),位置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最近官民俱困,加以水灾蝗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有时超过常规十倍。都说官府没有现钱,应当出自百姓,于是搒掠割剥,强令缴足数目。公赋本已很重,私敛更其加深。州牧、郡守、长吏本就不是以德选任,贪求聚敛,没有厌足,对百姓如同强盗,或在捶楚之下绝命,或迫于横征暴敛而自杀。再就是掠夺百姓,都托大将军府的名义。于是令将军结怨于天下,吏民酸苦怨毒,道路叹息嗟骂。过去永和末年(140年左右),纪纲稍有松弛,人心就颇为失望,不过四五年,导致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资治通鉴》144年:“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攻烧城邑;徐凤称无上将军,马勉称皇帝,筑营于当涂山中,建年号,置百官”),荆州、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患。幸而仰赖顺烈皇后(梁妠)主政之初,政简刑轻,内外同力,方才讨平。现在百姓戚戚,比永和年间更加困苦,对内没有仁爱之心,百姓岂能容忍;对外没有守国之计,天下岂能久安!将相大臣,都是元首的肢体,共舆而驰,同舟相济,舆倾舟覆,祸患与共。岂可以离开光明而靠近黑暗,踏在危途却自求平安,主上孤幼时局艰危而不体恤吗!应当及时更换不称职的郡县官员,减省第宅园地的浪费,拒绝郡国的各项奉送,内对朝廷自明心志,外使人民消除疑惑;使心怀奸邪的官吏无所依托,监察的官员也能尽其职守。法令制度得到贯彻,远近同样升平,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了!”梁冀不采纳。梁冀虽专权恣肆,仍然结交左右宦官,任用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用以巩固自己的恩宠。朱穆又就这事上奏记,极力劝谏,梁冀始终不悟,反而批示说:“照你说来,我没有一件事可取了!”只因为素来尊重朱穆,也不甚怪罪他。

梁冀派人送信给乐安郡太守陈蕃,有所请托,陈蕃不见。使者就冒充其他人求见陈蕃。陈蕃大怒,把使者鞭打至死。于是陈蕃被控,降职为修武县令。

当时皇子有病,下令郡县收购珍贵药材。梁冀派遣使者拿着书信去见京兆尹,借机要他收购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看信后,命令将使者逮捕,说:“大将军是皇太后外戚,皇子有病,必定会进荐医生,呈献药方,岂有派使者千里求利的道理!”将使者判处死刑。梁冀感到羞愧,却不能明言。有司承顺梁冀旨意,以有病为由将延笃免职。

 

治国先生曰:朱穆先生一片苦心,想使梁冀回头,实乃与虎谋皮;没有被老虎吃掉,算他幸运。但从他的奏记中,可看出当时百姓的苦状。朱穆先生有一句话讲得好:“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讲出了君主专制下人治的本质。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把太平日子的希望寄托在君主或权臣的“行善”上,结果是大多数时期都过着牛马不如、命如蝼蚁的生活,因为专制统治的本质就是压迫剥削和恐怖,要他一日行善,实乃难上加难。至于“为恶”,又岂至“终朝为恶”!终生为恶的大有人在。直到老百姓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死里求生。最高统治者之能使天下归仁,也能使四海倾覆的决定作用既然这么大,就应研究如何才能用天下之力制约君主权威,使他必须行善而不能为恶。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惯于因循,安于自欺,就是接触不到这个根本的问题。后来中国的落后于欧洲,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有效地限制了王权和近世总统这一些最高执政者的权力,而中国的臣民却始终匍匐在专制君主无限权力的统治下。

但古代却还有陈蕃、延笃这些敢于打狗欺主对权臣傲然挺立的男子,而在近数十年来,这样有着大丈夫风骨的官吏却近乎绝种了。

 

公元151年             辛卯

东汉桓帝                   五年(元嘉元年)

 

【原文译白】十一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诏令百官推荐独行之士。涿郡举荐崔寔,到公车府待命,既而托辞有病,不回应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写道:“大凡天下所以不治,常由于人主承平日久,风俗逐渐变坏而没有觉察,政治日渐衰败而不知改革,习于乱而安于危,疏忽而不自知。或荒淫耽乐,嗜欲无穷,不理国政;或双耳被堵塞,听不进任何规劝教诲,满足于假话而忽视真情;或在正邪之间摇摆不定,无所适从;或信任的臣佐闭口不言,只求保守禄位;或疏远之臣,因地位低贱而废其忠言;是以朝纲废弛于上,智士郁抑于下。太可悲了。

“自汉朝兴起,已三百五十余年了,政令浊乱,苟且玩忽,上下懈怠,百姓怨声载道,都再三思念中兴得救。而且济时拯世的方法,在于弥补漏洞,革除弊端,支撑倾斜,必须随形裁割,旨在求得当时社会的安宁而已。所以圣人坚持权变,依时势定立制度;缓急的区别,各有不同的道理和设施。不勉强去做办不到的事情,不弃置急切的事情而追慕理想境界。所以孔子回答叶公说:政治就是任用贤能人才去治理人民;回答齐景公说:政治就是减少繁琐礼仪,节省支出。并不是孔子的政治主张不同,而是因为各人面临的急务不同。俗人拘泥条文,牵累古人古制,不懂得权变改制,把听到的理论、原则等,尊为奇特伟大;对亲眼看到的事实,却简慢轻忽,怎能与这种人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说事情的人虽能合皇帝之意,却又每每受到牵制,转移了皇帝的心志。为什么?因那些固执一隅的人不明白时势权变,安于自己的习惯见闻,不知道怎样才是各方都欢迎的成功结果,更何况预作可行的谋划,只是因循苟且,‘率由旧章’而已;而一些通权达变之士,有的却矜持虚名,妒忌贤能,耻于策非己出,舞笔奋辞挑刺反驳。遂使正确的主张因寡不胜众而被摈弃,就是有后稷(姬弃,周王朝始祖,尧舜时农官,教民耕种)、子契(商朝始祖,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那样的贤人,也会束手无策。这就是贤智者的议论经常愤郁不伸的原因啊!

“大凡执掌天下的人,都不是自己有至高的德行,而是严厉就能致治,宽纵就会混乱。如何证明呢?近世孝宣皇帝明于君临天下的大道,审知为政致治的至理,所以严刑峻法,使奸邪之人吓破了胆,海内肃清,天下安定,其算计的正确和见效的程度,超过汉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导致政府权威下降,纪纲损坏,成为西汉皇朝开始走向祸乱衰败的君主。政治道理的得失,从这里可得到借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赞美晋文公,叹赏管仲的功绩,难道他就不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道吗?其实他是强调达权救弊的道理啊!圣人能与世推移,而庸俗的知识分子苦于不知变化,以为远古结绳记事的简约办法,还能用来治理乱秦的端绪,用歌颂武王伐纣的干戚之舞,就能解平城之围(西汉初年刘邦军队被匈奴围于平城)。‘熊经’、‘鸟飞’那样锻炼身体的运动,虽能延年,却不能治疗伤寒;呼吸吐纳,虽能益寿,却不能治疗骨折。治理国家和调养身体相似,平时在于养身,患病则必须用药石攻克。刑罚就是治理乱世的药石;而德教不过是兴平时的粱肉。想用德教除残去秽,好比用粱肉调养疾病;用刑罚来治理兴平之世,好比用药石来保养健身。现在承袭了历代百王的敝败,正值厄运聚合的时机,连续数世,犯法的人多受到宽恕,好比赶车的人丢掉了缰绳,马匹脱去了口勒,拉车的四匹马横冲直闯,即使道路宽阔也危险而致倾覆,正应当勒马刹车紧急救难,哪有闲暇,调节铃铛的节奏!过去文帝虽然废除肉刑,但斩右脚的罪犯改为斩首暴尸,笞刑往往致人死命;说明文帝是以严致平,而不是以宽致平啊!”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人仲长统曾见到他的书,叹赏说:“凡是做君主的人,都应当抄写一遍,作为座右铭。”

 

臣司马光曰:汉家的法已很严厉了,而崔寔还嫌太宽。为什么?大抵衰世的君主,大多柔懦;平凡愚昧的佐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权臣幸臣有罪得不到惩治,豪猾之民犯法得不到诛杀。仁恩所施,止于眼前之人,而奸宄之徒得志,纪纲就废弛不立。所以崔实的议论,只能矫正一时的错误,却不是百姓通行的理义。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如此才到达政治和顺。”这真是不能改变的常道。

 

柏杨先生曰:崔寔先生这篇客观批判文章,把天下混乱的责任,归罪于刑法太轻。因而认为,如果采取重刑主义,世界就会太平。这种奇异的论据使人吃惊,因为那根本不是病源。冒犯了一只白兔,就诛杀十余人,这刑罚还轻?士孙奋娘亲被控偷窃,竟兄弟拷死,家产没收,这刑罚还轻?我们不认为崔寔糊涂,只认为他一时没有探索到问题核心。问题症结不是刑罚轻重,而是刑罚的公平性。刑罚不公平情形下,要求重刑,只不过使手无寸铁的小民,命运更为悲惨。而刑罚的公平性,又要探索到法律掌握在什么人之手?如果谈千秋法则,则涉及专制封建制度。如果谈眼前困境,则罪恶在梁冀一人之身,他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老爷都可说杀就杀,谁还有能力判他的罪、处他的刑?而只有他判别人罪、处别人刑的份。这方面的议论,有点隔靴抓痒。

    然而,崔寔对反对改革的顽劣分子,所施的无情攻击却十分凌厉。我如果是司马光,我就绝不把这篇文章,采集在《资治通鉴》之中,用它猛掴自己耳光。试看崔寔的指摘:“庸俗的知识分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这不仅是猛掴司马光的耳光,而且是剥了司马光的头皮。为什么会如此?崔寔分析;“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刘邦平城的包围。”而司马光之辈却正是认为伊祁放勋、姚重华那一套,可以一直维持万世。

    崔寔对崇古成性的儒家学派,了解得如此深刻,使人惊奇。他在二世纪描绘出来的僵尸形象,在九百年后的宋王朝旧党身上,复活显现。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司马光拜读了这篇大作,难道不脸红、不心跳?当然是不脸红也不心跳,否则何至引用它以壮声势。一个酱死了的心灵.真是再难唤醒.面对真理而竟浑然不觉,甚至怡然自得,甚至以为那都是说别人的。使我们悚然发现,我们的对手竟是如此的麻木不仁,拯救中国文化的工作,是多么艰巨。

 

治国先生曰:崔寔先生在其《政论》中,讲的是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不仅可以作为古代“人主”的座右铭,也可以作为当今各级“领导人”的座右铭。中国的传统文化,泥于所闻而忽于所见,以言代行,避实就虚。泥于哪些所闻?古人之言,“大人”之言,近世再加上某些外国人之言,用这些虚言代替现实。这种胡涂混帐的思想,使得政坛永远是一片混乱污浊,所谓的“治世”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程度而已。崔寔先生提出为政致治,要从眼前的事实出发。对于固有的制度、法律、观点等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一套古董,必须通权达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目标,不受任何束缚。20世纪中国人信奉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但对恩格斯关于“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的说法,却从来抛诸脑后,硬是不愿理解,反过来把“坚持几项原则”作为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甚至高抬为“立国之本”。这种作法,不仅比恩格斯先生落后了一百多年,更比崔寔先生落后了一千八百年。更可笑的是以言代行,闭目塞听。如果你说:“某地发生了灾荒和饥饿”,就有人反驳说:“某官员或某文人说了,我们的人民生活都很幸福,怎么会有灾荒饥饿呢?”更有甚者,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题目竟然是:“外国朋友说中国人吃得很饱”,而那时大部分中国人仍生活在粮食配给制的半饥半饱状态下。又如有人提出:“现在有的百姓蒙受冤狱,害人者逍遥法外”,就会有振振有词的反驳:“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怎么可能有你说的事情呢?”如果你说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他就会搬出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和你辩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书本、法律、文件、古人、外人、“领导”等的言论出发,为近世之奇观,比之崔寔先生时代,更有过之。

法律的废弛,自上层开始。不是法令制定得不严,而是不能执行。孔子的一段话最有意思:政宽,纠之以猛;政猛,纠之以宽。这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如出一辙。

崔寔先生的《政论》,是针对皇帝说的。但对昏庸的皇帝,却是对牛弹琴。关键是如何解决皇帝昏庸,最高领导者混帐暴虐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西方“胡人”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不从根本上实行民主,“百代多行秦政法”,就还要一百零一代地继续“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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