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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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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上)27 外戚跋扈,刘炟责备窦宪;  

2010-04-13 09:44:52|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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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戚跋扈,刘炟责备窦宪;打击权贵,周纡走极端;朱晖不肯顺旨雷同,反对政府垄断和经商;孔僖自辩诽谤罪;郭躬梳理法律,刘炟任用曹褒

 

公元83年             癸未

东汉章帝                 八年(建初八年)

 

【原文译白】刘肇被封为太子,梁氏外家暗中高兴,互相庆贺。窦姓家族得到消息,心中憎恶。窦皇后想要独占外家(太子刘肇为梁贵人所生,窦皇后所养,梁、窦两姓都是外家。窦皇后陷害梁氏,要独占外家的特权,使皇室只认窦氏为外戚),忌恨梁贵人姐妹,屡次在皇帝跟前说她们的坏话,渐渐疏远嫌弃。这一年,窦氏制造匿名信,诬陷梁竦“恶逆”罪名,梁竦被捕,死在狱中,家属流放九真郡(在今越南境内),梁贵人姐妹忧郁而死。言辞牵连到梁松之妻舞阳公主(刘秀之女),判处流放新城。

 

柏杨先生曰:西汉王朝赵合德式的夺床斗争,重现于东汉王朝,主要的原因,在于皇后没有儿子。赵合德也好,窦皇后也好,如果有子,血腥程度,尚可减低。赵合德不过一条美丽的低等动物,没有儿子就更丧失理智。窦皇后比较聪明,从以后发生的若干行事上,证明她本质并不是一个恶妇,她从婆母马太后那里得到启示,从小抚养刘肇,这比赵合德要高明百倍。可是,她的那些兄弟们却愚不可及,逼她走上梁山,一击宋姓姐妹,二击梁姓姐妹。马太后虽然严厉,却不杀刘炟亲娘贾贵人。因为仅只压制,怨恨不过就是怨恨,如果发展到流血,怨恨就升级成为怨毒,而怨毒,只有流血才可解除。窦家班在马太后成功的模式里,犯下了最大错误:杀了刘肇的娘亲,这是一颗足以使窦姓家族毁灭的定时炸弹。聪明和智慧,在此一线上,看出分际。

   

【原文译白】马家(马皇后家族)诸人既已得罪,窦氏越发显贵兴盛。窦皇后之兄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窦皇后之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二人都在宫中侍侯,赏赐累积;又喜好结交宾客。司空第五伦上疏说:“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皇后的至亲,统御皇家禁军,出入宫廷,年盛志美,卑让乐善,这诚然是他好结交人才的方法。然而那些出入贵戚家的人,大多行为亏损或因罪受过禁锢,特别缺乏守约安贫的节操,士大夫中节行堕落的无志之徒,互相吹捧炒作,云集其门,骄恣放纵由此产生。三辅议论者(关中的贤达长者)甚至说:‘因为贵戚而废弃禁锢的,应当再靠贵戚洗刷恢复,就好比要解除饮酒过度的疾病,还要用酒一样。’邪僻趋势之徒,切不可亲近。臣很愚昧,希望陛下和皇后严格训令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要妄自结交士大夫,防患于未萌,虑祸于无形,使窦宪能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没有丝毫嫌隙。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啊!”

窦宪凭恃宫中的声势,从王爵、公主到阴、马诸家,莫不畏惧。窦宪开出非常便宜的买价想夺取沁水公主(明帝刘庄的女儿刘致)的园田,公主逼于威势不敢计较。后来皇帝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指着园田问窦宪,窦宪暗示恐吓周围的人,不得以实相对。后来皇帝发觉,大为愤怒,召见窦宪严厉责备说:“我深思前时经过被你侵夺的公主田园时,你为何竟能使用超过赵高指鹿为马的手段?越想越使人感到吃惊害怕。当年永平年间(明帝时),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相互监视揭发(阴、邓二家皆为外戚),所以各豪门外戚没人敢犯法。现在贵为公主,尚遭你无理劫夺,何况小民!国家(指皇帝)抛弃你窦宪,就像抛弃一只小鸟或死鼠!”窦宪大为恐惧,皇后因此而脱去皇后衣服,深深谢罪,良久方才平息了怒气,解脱了窦宪,命他把田园退还公主。虽然没有治罪,但也不授以重任。

 

臣司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罔上,所以明君对此深恶痛绝。章帝谓窦宪和指鹿为马有什么区别,说得好;然而终于不能治窦宪之罪,那么奸臣得到了什么惩处!人主对于臣下,就怕不知道他的奸伪,如果知道了而又加以赦免,那就还不如不知道更好些。为何这样说?有的臣子做了坏事而皇上不知道,他还有所害怕;已经知道而不能处罚,他就知道了君主并不值得害怕,就会放纵为恶而无所顾忌!所以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是人主要引为深戒的事情!

 

治国先生曰:自欺而又欺人,是一切专制政权的基本原则。一旦一切都可以说了,一切都摆在了桌面上,专制制度就不能存在下去。因为透明性、公开性将把专制主义的不合法性暴露无遗。但任何政权又不能全靠谎言过日子,使自己变为瞎子聋子。它只准许说出一部分事实,而不准许说出另一部分事实;一切以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维护专制统治为标准。说话、做事都是如此。关键在于掌握合适的界限和尺度。例如窦宪先生,可以侵夺别人的田园,但不可以侵夺沁水公主家的田园。他可以对别人指鹿为马,而不可以对皇帝指鹿为马。但在牵涉到皇权专制主义合法性的事情上,他对所有的人都必须指鹿为马。窦宪先生受到刘炟先生指责,不是因为侵夺田园,而是侵夺的对象错了;不是因为指鹿为马,而是所指的“鹿”错了。

皇权专制主义是统治集团对全社会实行专制统治,需要鹰犬和爪牙。这些永远需要的鹰犬和爪牙,被皇帝视为“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只要不伤害专制统治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改了就好”。20世纪的极左路线罪恶滔天,害人无数,如果不涉及夺权斗争,哪个人受到了追究?但对于威胁到专制主义的“右”,从来的态度则是“绝不手软!”司马光先生由于生活时代的限制,不知世上有民主,有宪政,因此就不知皇权专制主义的本质。在皇权专制主义的范围内作文章,翻来覆去只能是那么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如果皇帝能实行,就不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家天下了。

 

【原文译白】下邳人周纡担任洛阳令。到任下车,先问大姓人家主人的姓名。官吏一次次呈报闾里豪强的姓名,周纡厉声发怒说:“我本意是问像马家、窦家那样的贵戚,谁耐烦知道这些卖菜的和佣人的姓名!”于是部属官吏理解了周纡讽示的旨意,争着以激烈严厉手段打击贵戚为能事。贵戚们局蹐不安,京师秩序一时肃清。窦笃夜晚来到止奸亭,亭长霍延拔剑向窦笃作刺杀之势,肆意大骂。窦笃向皇帝奏闻其事,皇帝下诏召司隶校尉(掌京师治安)、河南尹(京师行政长官)到尚书府谴责质问,派遣带剑执戟之士收捕周纡,送廷尉府诏狱,几天后,保释出狱。

 

柏杨先生曰:酱缸文化培养出绝对相反的两种极端性格:一端是自卑,自卑到自愿毁弃自己的人格;一端是自傲,自傲到乐于毁弃别人的人格。

    周纡的故事,又为我们提供例证。窦马二家凶暴,令人切齿,但周纡不是—个暴徒,而是一个法官。窦笃如果犯法,可以处罚,不可以侮辱。霍延破口大骂,是一种绝对的自傲。一般人看见他对权贵都敢如此毫无忌惮,往往感觉到大快人心。然而,对小民固不可侮辱,对权贵同样不可侮辱。霍延只是狗仗人势而已,主人教他咬权贵,他就去咬权贵,一旦换了主人,反过来教他咬小民,小民可能立刻死于剑下。

    公平正直的气质,建立在自尊之上,不因为你是权贵就特别优待,也不因为你不是权贵就特别严苛。周纡向权贵挑战,我们十分敬佩,但用这种方式挑战,后遗症是可怖的。我们固不同意窦笃的犯法夜游,但也不同意霍延的破口大骂——向权贵破口大骂,或向小民破口大骂,都不是健康的认知。

我们追求的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万世太平。

 

公元84年          甲申

东汉章帝              九年(建初九年)

(元和元年)

 

【原文译白】秋,七月二十三日,下诏说:“律法说:‘刑讯只准许鞭打、棍击、罚站’;又有《丙令》规定:刑杖长短大小都有定式。自从大狱以来(指楚王刘英案,公元71年),拷掠的方法变得残酷,锥刺肌肤之类的刑讯逼供,惨苦没有尽头。每想到刑讯的痛苦惨毒,怵然动心。以后只应秋冬二季审理案件,明白列出禁止事项。”

 

治国先生曰:专制社会的法律,都由统治者自己破坏。破坏法律的记录,又都发生在政治案件的审理中。所谓政治案件,就是争夺和巩固统治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越出一切界限,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从刘炟先生的诏书中,可以看到刘英案件中刑讯逼供之烈和冤案牵连之广。但中国的史书,往往没有详细的记载,隐瞒了大量真实的细节。所谓“纠正”,也不过就事论事,从无认真的反思。希望专制统治者走出自己的制度束缚,如同希望一个人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百代都行秦政法”,是20世纪的声音。“亡秦者胡也”,这个“胡”,就是西方“胡人”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人权思想。

 

【原文译白】九月十八日,皇帝来到章陵县。十月初七,来到江陵县。返回时路过宛县,召见原临淮太守宛县人朱晖,任命为尚书仆射。朱晖在临淮任上,有善政,百姓歌颂他说:“强直自遂(刚强正直,独立行事),南阳朱季(朱晖字文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当时因犯法免去官职(考问长吏,囚死狱中,州府劾奏免官),在家居住,所以皇上召见起用。十一月七日,皇帝车驾回到宫中。尚书张林上奏书说:“政府经常费用不足,应由政府垄断煮盐,并恢复武帝时的均输法(由国家控制物资运转,垄断商业利润,增加国库收入)。”朱晖坚持认为不可,说:“均输之法,使政府和商人买卖没有区别;盐利收归官府,则下层百姓穷苦怨恨,实在不是贤明君主应该推行的。”皇帝因此发怒,下诏严厉责备各位尚书,朱晖等人自投监狱。三天后,诏令他们出来,说:“我喜欢听不同意见,黄头发(指头发已变黄的朱晖)没有过错。诏书过分了,为何自投监狱!”朱晖趁机自称病重,不肯在议案上署名。尚书令以下,惶恐害怕,对朱晖说:“现在正面临谴责,为何还要称病,祸事可不小!”朱晖说:“我年已八十,蒙朝廷恩惠,处在机要位置,应当以死相报。如果心知其不可,却顺旨雷同,有负臣子的道义。现在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只等待处死的命令。”闭口不再说话。诸位尚书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共同劾奏朱晖。皇帝怒气已消,就将事情搁置。数日后,下诏派当班的郎官问候朱晖的生活起居,太医为他看病,太官向他赐食,朱晖于是起身答谢;又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治国先生曰:朱晖先生刚强正直,独立行事,对官吏严厉,对百姓宽惠,因此得到百姓的赞颂和官府的忌恨。一位长吏受到朱晖先生考问而死在狱中,史书不载详情,未知其他曲折是非。但不论什么原委,人死狱中,朱晖先生无疑应受谴责。但因此而判他“酷吏”,显然证据不足。

在经济政策上,朱晖先生可谓中国古代的自由经济派,反对政府垄断煮盐,反对政府经商。不但得罪了皇帝,而且固执己见的态度使得部属都感到惶怖,不惜对他进行弹劾。事情僵到这个份上,读者定会焦心地想要知道下文:朱晖先生的意见是被皇帝接受了,还是否定了?但我们的史学家笔锋一转,使主题完全转移,政府是否垄断煮盐和恢复均输法,这个主要的问题不见了。现在主要应关心朱晖先生和刘炟先生的矛盾。是把朱晖先生治罪了,还是宽赦了?结果不但是宽赦,而且朱晖起床谢恩,刘炟先生也皇恩浩荡地给了他厚重的赏赐,皆大欢喜,读者也松了一口气。至于引起矛盾的起因,下文如何,只有鬼知道。

 

【原文译白】鲁国人孔僖、涿郡人崔駰一起在太学读书,相互议论说“孝武皇帝刚当天子时,崇信圣人之道,五六年间,号称超过文帝、景帝。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从前的善行。”邻室的太学生梁郁上书告发说:“崔駰、孔僖诽谤先帝,讥评讽刺当世。”事情交付有司审理,崔駰向狱吏报到接受审讯。孔僖上书自辩说:“所谓诽谤,指的是没有这事而凭空捏造加以诬栽。至于孝武皇帝,政治的美恶,清楚地记在汉史中,像日月一样明白,我们是在照直述说书传实事,这不是凭空诽谤。做皇帝的人,为善还是为恶,天下无所不知,有什么样的事,就有什么样的评论,不可因此而责备于人。而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失,德行恩泽多有增加,天下人所共知,臣等为何单单要讥评讽刺!假使我们批评的对,自应改过;如果批评不当,也应包涵宽容,我们又有什么罪!陛下不在大事上推究根源,深自为计,只是一味忌讳,快一时之意,臣等甘受刑戮,死了也就死了,只怕天下之人,一定会回顾这件事而改变想法,通过这件事看到陛下的心意,从今以后,即使看见不对的事,也始终不肯说话了。齐桓公亲自宣扬其前任国君襄公(桓公之兄)的罪恶以求教于管仲,然后群臣才能尽力辅政。现在陛下却想为十世之前的武帝隐讳久远之前的事实,岂不是与桓公相差太远吗?臣恐怕有司猝然构陷,衔恨蒙冤,不能自明,使后世议论的人擅自拿陛下比之于古之昏君,难道还能让子孙也作事后的掩饰吗?谨来到宫门,伏地等待重刑诛罚。”奏上后,皇帝立即下诏不再审问此事,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柏杨先生曰:孔僖的勇气,使人崇敬。他跟崔駰,应是中国冤狱史上最幸运的两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终于遇到用理性可以说服的君王。不过,孔僖的观点;“假如我们抨击的是事实,政府固然应该改正,即令我们抨击的不是事实,政府也应包容。”恐怕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对暴君暴官而言,他所以怒火冲天,兴起大狱,往往不是因为你抨击的不是事实,恰恰相反,而正因为你抨击的硬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你抨击的离谱太远,他还有原谅你的可能性,而你嚷嚷他患有梅毒,偏偏他真的患有梅毒,反应才强烈而残忍,他不会“改正”,他只会愤恨你使他露出原形。

    梁郁的作为,使人兴起唾他的脸的冲动。但直到今天为止,这种一脸忠贞的鲨鱼之辈,仍遍地皆是。不是人们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就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要唾某一人二人!

 

治国先生曰:20世纪下半叶,一方面文字狱遍于国中,一方面又鼓励官员们“让人说话”,而那逻辑又好生奇怪,说什么“让人讲话,即使讲错了也不要怕。”实则钳制言论自由的人,没有人害怕错话。例如一个人认为2+2=5,人人都知道是错话。如果真的2+2=5了,我们的一切建筑都会垮掉,世界就会毁灭,那情景岂不可怕!但对于说这个错话的人,警察不会抓他,检察长不会起诉他,法院院长也不会判他有罪。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错话不但并不可怕,而且能反衬出其他人的聪明和正确,反而能得到某些同情和帮助。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他们从来最忌讳的恰恰是真话和正确的言论,害怕新鲜的真理;由于害怕,所以要压制迫害。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思维习惯,如果听到某人因为言论而受打击、被指控甚至被判刑了,你就要立即想到他说了某些真话,实话和正确的话,引起了当权者的忌恨。一个忌恨、压制和迫害真话、实话与正确言论的社会,不可能有进步。保障言论自由应是公民权利和现代文明的起点。

 

公元86年         丙戌

东汉章帝             十年(元和二年)

 

【原文译白】皇帝任命颍川郡人郭躬为廷尉。郭躬决狱断案,偏重怜悯宽恕的原则,梳理出处罚过重可以从轻的法律四十一条,奏闻后,都予以实施。

博士,鲁国人曹褒上疏,认为“应该核定法令条文,著成汉礼。”太常曹堪认为:“一世大典,不是曹褒所能制定,不可批准。”皇帝知道诸儒拘束保守,难于创始新局面,朝廷的礼制法令,应该及时创立,就任命曹褒为侍中。玄武司马班固认为:“应当广泛召集诸儒,共同商议得失。”皇帝说:“‘筑舍道边,三年不成。’会而议礼,那叫做聚讼,互疑相异,难以下笔。过去唐尧制作大典,用一个乐官夔就足够了。”

 

治国先生曰:专制统治的法律是束缚、压迫人民的,其苛刻严厉是一贯的。郭躬先生能从同情宽恕百姓出发,梳理出处罚过重可以从轻的法律四十一条,他的德行应该载入史册并受到我们的尊敬。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大都缺乏立法意识。法律的笼统性、模糊性,最便于网罗人民,体现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主观随意性。加之儒家学派追求尽善尽美的礼乐制度,总是找种种借口推拖延误,或者繁复琐碎,聚讼纷纭,使法令礼制从来就难产,更谈不上完善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端,留给我们的遗产也就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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