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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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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上)5 刘箕子继位,择劣机制的典型;王莽专权;  

2010-04-13 09:04:18|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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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箕子继位,择劣机制的典型;王莽专权;彭宣明哲保身;孙宝批判舆论一律;王莽“四条”

 

【原文译白】太皇太后听到皇帝逝世,当天就到未央宫收取皇帝印信。太后在东厢房召见大司马董贤,问他丧事如何安排。董贤内心忧惧,不能回答,免冠谢罪。太后说:“新都侯王莽,从前以大司马之职办理过先帝的丧事,熟悉旧例,我令王莽帮助你。”董贤顿首说:“太好了!”太后派使者紧急征召王莽,诏令尚书:各种调发军队的符节、百官的奏事、中黄门和期门的禁卫兵归王莽管辖。王莽遵照太后旨意,让尚书弹劾董贤,在哀帝卧病时不亲自侍奉医药,禁止董贤进入宫中司马门。董贤不知如何是好,免冠跣足到阙下请罪。六月二十七日,王莽派谒者以太后诏令在阙下颁给董贤册书说:“董贤年少,不明事理,担任大司马,不合众心。决定收回大司马印,罢职归第!”当天,董贤与其妻自杀;家人恐惶,连夜埋葬。王莽怀疑他诈死。有司奏请挖出董贤棺材,运到监狱查验后,埋在监狱中。

 

柏扬先生曰:董贤不过一个无知娈童,没有政治欲望,甚至没有官位欲望。然而刘欣害了他。董的悲惨结局人人都看得见,只当事人看不见,刘欣早死,董贤固然如此;即令刘欣晚死,董贤也会如此。女性的美色还不足恃,何况男性?三、五年后,已成了胡子脸,而其他的娈童多如牛毛,董贤岂有别的办法套牢刘欣?赵飞燕失宠,妹妹赵合德卷袖而上。董贤失宠,弟弟董宽信恐怕接不上班。刘欣不把他放上高位,还有逃生可能,一旦把他放上高位,成为愤怒的目标,就要为他以及他的全家,带来大祸。董贤被迫自杀之时,回想当初那么多人阻止他升官握权,他恨透了他们,如今才明白,那些人都是救命神仙。

 

治国先生曰:什么是政治欲望?对董贤先生来说,他的政治欲望就是当官,当大官,当最大最大的官。只要把官做到和皇帝相等的地步,他的一切物质享受欲望以及占有欲望才能满足。刘欣先生不顾一切阻力地要满足董贤先生对财产、爵位和权力的要求,董贤先生岂能没有官位欲望?要不,又怎么会在“董贤被迫自杀之时,回想当初那么多人阻止他升官握权,他恨透了他们,如今才明白,那些人都是救命神仙。”

不管是对钱财还是对权势的占有,过了一定的限度,便成为对社会和自身生命的负担甚至祸害。以董贤先生的无知和弱智,固然懵懂无识,就是那些满腹学问的先生们,又有几个能悟得这个常识而选择急流勇退的人生道路?即令王莽先生,也不过是复杂化一些的董贤而已。

【原文译白】太皇太后下诏曰:“公卿举荐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王莽本是“故大司马”,辞去职位以避丁、傅两家。大家都认为他贤能,又是太皇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全朝廷臣子都推举王莽。独有前将军何武、左将军公孙禄二人相互商议,认为“往时惠帝、昭帝时代,外戚吕氏、霍氏、上官氏把持政权,几乎危及社稷;现在孝成帝、孝哀帝接连两世没有后嗣,正应当选立近亲来辅助幼主,不应该让外戚大臣把持政权。外戚和异姓大臣应当交错任用,为国家打算,这是最合适的。”于是何武举荐公孙禄担任大司马,公孙禄也举荐何武。六月二十八日,太皇太后自己决定王莽任大司马,领上书事。

太皇太后与王莽商议皇位继承人。安阳侯王舜,是王莽堂弟,为人谨慎,仪容端正,为太皇太后所信任偏爱。王莽报告太皇太后,任命王舜为车骑将军。秋,七月,派遣王舜和大鸿胪左咸为使臣,持符节迎中山王刘箕子为皇室继嗣。

王莽又报告太皇太后,诏令有司指控皇太后赵飞燕与妹昭仪专宠固寝,残灭继嗣,贬为孝成皇后,迁徙北宫;又因定陶共王太后(傅太后)与孔乡侯傅晏同心合谋,背恩忘本,恣意专权,行为不轨,徙孝哀皇后(刘欣正妻傅女士)退居桂宫。傅氏家族、丁氏家族全部免除官爵遣归故郡,傅晏带妻子徙合浦(郡名,郡治合浦,在今广东省合浦县东北。汉代官员犯罪,多流放合浦)。独下诏褒扬傅喜说:“高武侯傅喜,姿性端正笃诚,议论忠直,虽与故定陶太后(傅太后)有亲属关系,终不顺旨从邪,介然守节,因此之故,被斥逐回到封国。《传》(《论语·子罕》)不是说了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应使傅喜返回长安,位居特进(汉制,诸侯功德优异者,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定时参加朝见。”傅喜虽表面得到褒奖,但是孤立忧惧。以后又遣回封国,平安地寿终。王莽又贬傅太后封号为定陶共王母,贬丁太后号丁姬。王莽又奏董贤父子骄纵放肆,奢侈僭越。请求将其财物没收入官,凡因为董贤关系当官的全部免职;董贤之父董恭,弟董宽信与家属徙合浦,母亲回到钜鹿郡。长安城中小民喧哗哄闹,假装到他家里去哭泣,实则乘机偷盗。政府公开拍卖董氏财物,共四十三亿钱。董贤过去交好的官吏沛人朱诩自动辞去大司马府的职务,购买棺材寿衣,收葬董贤尸。王莽听到后,用其他罪名将朱诩击杀。王莽认为大司徒孔光是名儒,辅佐过成帝、哀帝,连平帝(刘箕子)共三帝,太后所敬,天下信任,于是对他特别尊重侍奉,引荐孔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那些王莽平素不喜欢的人,都罗织罪名,代为写好奏章草稿,令甄邯拿给孔光,以太后旨意暗示孔光。孔光素来小心谨慎,不敢不呈上。王莽报告太后,总是批准他的奏书。于是劾奏何武、公孙禄互相举荐,都免去官职,何武遣回封国。又奏董宏之子高昌侯董武,其父奸佞邪恶(指董宏首请立丁姬为帝太后,傅氏为帝太太后),夺其爵位。又奏南郡太守毋将隆担任冀州牧时,审理中山冯太后一案,冤陷无辜(中山冯太后,中山王刘箕子祖母冯媛,汉元帝昭仪,张由诬告冯媛祝诅哀帝刘欣及傅太后,饮药自杀,牵连而死者十七人),关内侯张由诬告皇帝骨肉,中太仆史立、泰山太守丁玄诬陷他人入于大辟之罪,河内郡太守赵昌谮害郑崇(公元前三年,赵昌诬告郑崇勾结刘氏宗族为奸,郑崇下狱死),侥幸遇到大赦令,然而都不应在中原地区当官,免为庶人,徙居合浦。中山国的案子,本来是史立、丁玄主持审理的,毋将隆只不过与他们联名奏事罢了。王莽年轻时钦慕毋将隆,想和他结交,但毋将隆不愿随附他,所以借事排挤。

红阳侯王立,是太后亲弟,虽不居官位,王莽因他是叔父辈,内心敬怕他,怕他有充分的机会对太后说话,使自己不能肆意而为,于是令孔光奏劾王立罪恶:“从前知道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却接受淳于长的贿赂,替他说话,惑乱朝廷。以后又建议以官婢杨寄的私生子为皇子,众人说道:‘吕氏和少帝的局面将再度出现’(指惠帝刘盈死后,吕雉称制所立少帝刘恭、刘弘不是刘盈之子),天下纷纷怀疑,表示难以垂示后世,不能成就王立辅佐幼主的功绩。请求将王立遣回封国。”太后不听。王莽说:“现在汉家衰微,两代没有后嗣,太后独自代幼主执政,实在使人畏惧。太后勉力以公正昭示天下,还怕天下不从;现在因为私人的恩惠而违逆大臣的公议,这样下去,群下倾斜,祸乱就会从此兴起。应当使王立暂时回到封国,等到局势安定后再行征召不迟。”太后不得已,遣王立回到封国。王莽胁持上下,都像这一类。

于是,凡依附顺从王莽的就提拔,忤逆怨恨的被诛灭,以王舜、王邑为心腹,甄丰、甄邯主持司法刑狱,平晏统领机要,刘歆主管文章,孙建为爪牙。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涿郡人崔发、南阳郡人陈崇都因才能得到王莽宠幸。王莽外表严厉,说话方正,想做什么事,只要稍加暗示,党羽就承意将其具体化后明确上奏;王莽往往稽首涕泣,坚决推让,上则迷惑太后,下则取信民众。

八月,王莽再次报告太皇太后,废孝成皇后赵飞燕,孝哀皇后傅氏为平民,回到成帝、哀帝的陵邑去。当天,二人自杀。

 

柏扬先生曰:四大美女之一的赵飞燕,似乎徒拥虚名,美丽不如赵合德,而宫廷暴行,又全与自己没有关系。她比妹妹多活了六年,死时大概三十六七岁,正是魅力如火的年龄。一对姐妹花的惨剧,为中国文学,提供丰富的素材。然而傅皇后也跟着一并被贬,使人感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留得这个年轻寡妇在,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王莽却要赶尽杀绝,一代皇后,像一粒微尘,无声无息消失。狭窄的胸襟有时候像只眼睛,连一粒微尘都容纳不下。

 

【原文译白】大司空彭宣因为王莽专权,于是上奏书说:“三公鼎足,辅佐皇帝,一只足不起作用,就会使鼎倾翻,鼎中食物覆地。臣的资性浅薄,年龄老耄,多次卧病,头脑昏乱,经常遗忘,希望上缴大司空、长平侯印绶,退休回归乡里,以待寿终。”王莽报告太后,下策书免除彭宣职务,使他回到封国。王莽怨恨彭宣要求退休,所以不赏赐安车,驷马。彭宣回到封国,数年后去世。

 

班固先生赞曰:薛广德保持高悬安车的荣耀(公元前43年,因天灾发生饥荒,御史大夫薛广德和丞相于定国,大司马史高提出辞职。汉元帝刘奭各赐给他们安车、驷马和六十斤黄金,辞退了他们。薛广德回家后,把所赐安车悬挂不用,传示子孙,以示荣幸);平当拒绝封爵,明礼知耻(公元前4年,平当任丞相,哀帝刘欣召他上朝想为他封侯,平当因病重不愿接受。家人说他:“难道不能为子孙着想,勉强起身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身居高位,已经尸位素餐。勉强起身接受封侯,再回来卧床而死,就死有余罪了。正是为子孙着想,我才不接受封侯!”上奏书要求退休,刘欣不准。不久病故);彭宣发现危险立即止步。他们的作为和患得患失的苟且之徒大不一样。

 

治国先生曰:正常运转的皇权专制制度,是皇帝本人大权独揽,实行独裁专制。乾坤翻转,皇权旁落,则是王莽这一类善于专擅弄权的权臣,阴谋阳谋两手并用,实行所谓“奸臣”的独裁专制。后一种独裁专制,比之皇帝本人的独裁更污浊丑恶,因为它要排除所有正直和正派的力量,假借“公”的名义,把专制政权本来具有的天下公器性质全变为他的私产,于是天下就变为皇权之私和奸臣之私两种私权交汇而成的祸水。

班固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人们开出的药方就是明哲保身,浊流勇退,退回苟全性命的蜗牛壳中去。士人不能在政治上一展怀抱,有所作为,但思想的自由却是谁也禁止不了的。然而后世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面对即将出现和已经出现的社会灾难,不仅反对别人思考,自己也坚决地停止了思考。由昏君和“奸臣”形成的祸水,无疑是违背儒家所尊奉的天道的,维护天道该是天道的信奉者天经地义的责任吧!然而他们却主张怯懦地逃避。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精明的机械二分法,才使得中国的历史不断按照相似的模式陷入穷困的绝境。不去研究天下穷困和个人穷困的原因,而千方百计改进现状,侥幸于在乱世苟活保命,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鄙俗的成分。

中国古代文化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说法。人是世界上认识的主体,能够穷尽天理,尽识人性,达到天理即宇宙法则和现实人性的不断融合,从而不断地接近和谐状态。而天下穷困和个人穷困的逆境,则为人类认识的飞跃提供了外部条件,使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的灾难和自身的错误认识真理;也提供了内部条件,使人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反观人性,深思社会。历史上为人类文化思想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许多人,都是这样。

 

【原文译白】九月初一日,中山王刘箕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刘箕子)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秉政,百官政事完全听命于王莽。

 

公元2年     壬戌

西汉平帝         二年(元始二年)

 

【原文译白】越郡(今四川省西昌市)上书报告发现“黄龙”在长江游泳。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人都认为:“王莽的功德可以比肩周公,应该禀告皇家宗庙。”大司农孙宝说:“周公是最高的圣人,召公也是同时代的大贤,他们之间还有不和之处,这事著于经典,对他们并没有损害。现在风雨不调,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我们赞美的,莫非是不该赞美的东西?”当时大臣全都惊得颜面失色,甄邯及时宣布奉旨停止讨论。恰逢孙宝派人迎接母亲,母亲在半路得病,留在弟家,让孙宝妻子单独先来。司直陈崇弹劾孙宝,立即交由三公讯问。孙宝回答:“我年已七十,胡涂昏聩,不知道供养亲娘,只知道照顾妻子,如同奏章上说的。”被处以免职,寿终于家。

 

治国先生曰:王莽主政,大权独揽,聒耳欲聋的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盛世”之说,不绝于耳。“黄龙”现于长江的报告,显属虚妄,而摇尾系统竟齐称乃王莽先生功德所致。独有孙宝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首先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朝廷之上应该有不同的声音,而不应舆论一律,并举出周公、召公时代,作为有力的例证。接着指出现实的问题是风雨不调,百姓不足,并非“盛世”,不是什么王莽功德可以与周公比肩。最后指出,每出现一件事情,总是群臣同声,不是同声赞美,就是同声反对,而现在遇到的正是同声赞美王莽。他直接提出:我们赞美的,莫非是不该赞美的?直对着王莽而来。但专制文化的伎俩是并不直接反驳孙宝先生的意见,而是回避他们心虚的问题,转而从孙宝先生个人生活中找到他“不孝母亲”的错误。孙宝先生的回答,则出于气愤和对朝廷的完全失望而不屑一辩。免官回家,终其天年,是他所能选择的最好结果。

但孙宝先生的见解:一致赞美的可能是不该赞美的,一致反对的也可能是不该反对的,即使在周公那样真正的盛世,舆论一律也是不正常的,则为后世留下了正确的思想。而他的敢于冒犯王莽淫威的人格力量,也值得我们尊敬。

而回避主要矛盾,借“生活问题”打击不同意见的做法,也被后世的统治者及其摇尾系统继承了下来。

 

【原文译白】各郡和封国大旱、蝗灾,青州郡最为严重,人民流亡。王莽报告太后:改穿无花纹的丝织品,减少膳食费用,向天下表示对灾民的关心。王莽并因此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付大司农帮助贫民。于是公卿都表示钦慕效法,共有二百三十人贡献田地住宅,将所献田宅按人口分给贫民。又在长安城中修建五个居民区,盖民宅二百所,让贫民居住。王莽率领群臣上奏太后说:“有幸仰赖陛下的恩德,近来风调雨顺,甘露降下,神芝生长,溟荚(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草)、朱草(红草、也属瑞草)、嘉禾(特别粗壮的稻禾,古人视为祥瑞),美好的征兆同时并至。希望陛下恢复帝王的正常服装,恢复太官正常的膳食供应,使臣子都能竭尽欢心,尽力供养!”王莽又使太后下诏,推辞不许。每发生水、旱灾,王莽总是吃素,左右报告太后。太后派使者下诏书给王莽说:“听说先生吃素,忧民之情确实太深了。今年秋田幸好丰收,先生应按时吃肉,为了国家,爱护你的身体!”

 

治国先生曰:中国古籍记载,夏朝时水灾九年,成汤时旱灾七年,人民并没有大量死亡,社会仍然保持安定。除了足够的粮食储备,相对而言,古代政治清明,贪官污吏少,人民所受的压迫冤抑也少,是一个重要原因。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暴,在正常年景下,百姓尚能忍受,一旦发生天灾,恶上加恶,一无指望,只有流亡四方。即使按照西汉时代尊奉的天人感应说,发生了旱灾、蝗灾,朝廷也应检讨政治上的过失而在政策和人方面有所改革,以减少造成百姓痛苦的人祸和怨望。王莽先生是一位大编剧、大导演,自己也善于作秀和表演。当灾害发生,人民大面积流离失所时,他导演王政君女士素服减膳,他自己也素食,并且捐钱捐房,动员下属如法炮制,造成关心人民疾苦的假象,而在政治上则坚决不作任何改良。用表演作秀欺骗百姓,是王莽先生的发明。后世那些虚伪的昏君和贪官,别的能耐没有,在作秀表演中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能骗得了人民,这一套拙劣把戏,却一直继承了下来。

 

【原文译白】车师后王国(治所务涂谷,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南)有一条新道通玉门关,往来较近。戊己校尉徐普想开通这条路。车师后王姑句(gōu)认为本国正当新路,要承担往来使者的供给,心里不愿。徐普想要划定界线,然后上奏朝廷,召姑句到戊己指挥部高昌壁证明新路确实近便。姑句不肯作证,就将他拘系。其妻股紫陬(zōu)对姑句说:“从前,车师前王(车师前王国治所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被汉朝都护司马所杀,现在你被长期囚系,一定会死,不如投降匈奴!”立即驰突逃出高昌壁,进入匈奴。再就是,去胡来王(偌羌国王号,偌羌国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唐兜与赤水羌(居住在赤水的羌族的一支,故地在今青海省兴海县境内)多次互相侵袭。唐兜不能战胜,向汉朝都护告急。都护但钦不能及时救助。唐兜困急,怨恨但钦,率众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接纳,于是率领妻子千余人投降匈奴。单于接受了姑句、唐兜等人,安置在左谷蠡地,派遣使者上书报告情况说:“臣已很谨慎地接受了姑句、唐兜等人。”诏令中郎将韩隆等人出使匈奴,责备单于。单于叩头谢罪,拘系了姑句、唐兜二人交付使者。诏令中郎将王萌在西域恶都奴界上等待。单于派使者将姑句、唐兜交给汉使,并向汉廷请罪。使者报告朝廷,王莽不听,诏令会集西域各国国王陈列军队,将姑句、唐兜斩首示众。于是制定四条约束:中国人逃亡到匈奴的,乌孙国人逃亡投降匈奴的,西域各国佩中国印绶投降匈奴的,乌桓部落投降匈奴的四种人,一律不得接受。派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出使匈奴,向单于颁布四条,将四条的约束与玺书同封一函,交付单于,命令他遵照执行。并因此将汉宣帝原来所订的约束封还(汉宣帝刘病已曾与匈奴约定:长城以南汉朝有之,长城以北匈奴有之,降者皆不得受)。

 

治国先生曰:王莽先生的“四条”,要义就是:专制皇朝的统治权,高于被统治人民和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人权。姑句先生拒绝听命于徐普先生向汉朝政府证明新路近便,是为了维护自己小国的利益,不愿无偿地担负汉朝与西域各国往来经过时的供应。但徐普先生自恃是中国派出军队的指挥官,无视姑句先生一个独立国家国王的身份,公然将他囚系起来,视他的生命如草芥,将他逼向逃亡匈奴的路上。唐兜先生也是一国之王,因与羌人冲突,战而不胜,要求中国的保护而不得,欲入玉门关自卫而不纳,他们也是为了生存权而不得已逃入匈奴。王莽将他们诛杀,看似树立大国的统治威权,实则暴露了汉政府是非不分,既不能保护小国,又不准他们自求生路的混帐、无能和残暴。所定四条,加强了对中国、西域、乌桓等国人民的束缚,使他们不堪压迫而活不下去时,只能在死亡和反叛中选择一条。王莽先生通过“四条”,明确地把中国变成一座关押人民、扼杀老百姓人权的大监狱,奴隶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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