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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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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上)22 马援之死  

2010-04-13 09:35:27|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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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援之死

 

公元49年          己酉

东汉光武帝            二十五年(建武二十五年)

 

【原文译白】马援率军到临乡(乡名,地在今湖南省桃园县东沅水南岸),击破蛮族,斩首、俘获二千余人。

当初,马援有一次患病,虎贲中郎将梁松前来探望,在病床下单独拜见,马援不予答礼。梁松去后,他的儿子们问他说:“梁伯孙(梁松字)是皇帝女婿,在朝廷尊贵而有势力,公卿以下莫不惧怕,大人为何偏偏对他不肯答礼?”马援说:“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他虽尊贵,怎能不讲长幼的次序!”

马援兄子马严、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结交轻浮的侠士。马援前时攻伐交趾征侧姐妹时,写信告诫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好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口里不能说。好议论人长短,随便谈论时事政治的是非,是我特别厌恶的。宁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样的行为。龙伯高敦厚周慎,从不说一句能让别人挑剔的话,谦约节俭,廉洁奉公而有威严;我爱慕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豪侠仗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亲丧葬时招致宾客,数郡的宾客全都来到;我爱慕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效法龙伯高,即使不成,还可以作一个谨慎严正的人,不过‘刻鹄不成尚类鹜’罢了。效法杜季良不成,陷为天下轻薄子弟,却落个‘画虎不成反类犬’了。”龙伯高就是山都县长龙述,杜季良就是越骑司马杜保,都是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适逢杜保的仇人控告杜保:“行为浅薄轻浮,惑乱群众,伏波将军万里之外写家信告诫兄子,而梁松、窦固都和杜保交结,这将会煽起轻浮伪诈的风气,败坏扰乱华夏的秩序。”奏书上达,皇帝召见并责备梁松、窦固,把控告的奏书及马援告诫兄子的书信显示给他们。梁松、窦固叩头流血,得免贬责。诏令免去杜保官职,擢升龙述为零陵太守。梁松从此怨恨马援。

等到马援征讨武陵蛮族,大军进抵下隽(县名,治所在今湖南省沅陵县东北),有两条道路可进入蛮族聚居之地:从壶头山进军,路近但水路多险;从充县进军,道路平坦但运输太远。耿舒想走充县一路,马援认为那样会拖延时间浪费军粮,不如从壶头进军,扼其咽喉,充县一路的敌人不攻自破。两个进攻方案报告皇上,皇帝批准马援的策略。进军壶头,蛮贼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无法驶上。恰遇天气极为暑热,许多士卒患瘟疫而死,马援也染病。只好在两岸凿出洞室以避炎热。蛮贼常攀到险峻之处鼓噪呐喊,马援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观察敌情。左右都哀怜他的悲壮意气,莫不为他流泪。耿舒给他的兄长好畤侯耿弇写信说:“前时我上书朝廷认为应先攻击充县,粮虽难运而兵马可以发挥作用,数万军人,奋勇争先。现在从壶头进击,至今不能进入战斗,大众沮丧忧闷,行将病死,真令人痛惜!前些时候到临乡,蛮贼忽然毫无理由的在营前集结,如果进行夜袭,当时就可歼灭蛮贼。伏波很像西域做生意的商人,每到一处常常先停下来,因此而失利。现在果然遇到瘟疫,都如我所预料。”耿弇收到信后奏报皇帝,皇帝于是派梁松乘驿车责问马援,顺便代理监军。

适逢马援病逝,梁松因此构陷马援。皇帝大怒,追收马援新息侯印绶。起先马援在交趾时,常吃薏米仁,有轻身健体防瘴气的功能。还师时,载回一车。等他逝世,有人上书诬告,说运回家中的一车东西都是明珠和有文采的犀牛角。皇帝越发愤怒。

马援的妻、子惶恐惧怕,不敢将马援棺柩运回祖茔安葬,草草地埋在坟地西侧,宾客故人,无人敢去聚会吊丧。马严与马援妻、子用草绳捆绑相连,到宫阙请罪。皇帝就把梁松的奏书让他们看,才知被控罪状。上书诉冤,前后六次,言辞甚为哀切。

前任云阳县令扶风人朱勃到宫阙上书说:“我私下见到故伏波将军马援,兴起于凉州,钦慕圣主的德义,经历曲折险难,触冒万死一生,经营陇西(陇山以西)冀县(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隗嚣根据地),谋如泉涌,运势如旋转圆规,兵动有功,率师总能克捷。诛锄先零,飞矢洞穿小腿。出征交趾,与妻子生人作死别。不久又出师南讨武陵夷,立即攻陷临乡。出师已有功业,功业未竟而死。吏士虽染疾病,马援也没有独生。大凡战争,有的久而立功,有的速而致败,深入敌境未必就是得计,屯驻不进,未必就是错误。人之常情,哪有乐于久屯死地而不愿活着回来的!马援得以事奉朝廷二十二年,北出边塞沙漠,南向渡江过海,触冒瘴疠之气,僵死军旅之中,大名湮灭,封爵中绝,采邑不传,海内不知他犯了什么过错,众庶没听说他受了什么指控。家属杜门谢客,死者葬不归墓。怨恨嫌隙同时产生,宗族亲属恐怖战栗。死者不能自辩,生者无人诉讼,臣私下很是伤心!贤明的君主奖赏十分厚重,刑罚尽量宽省。高祖曾拨付陈平黄金四万斤让他离间楚军,不问他的用途和帐目,岂会再疑心他在钱谷上作弊!希望交付公卿,评定他的功罪,以满足海内的希望。”皇帝的怒气逐渐化解。

最初,朱勃才十二岁,就能诵读《诗经》、《书经》,常去拜候马援的大哥马况,言辞娴熟,态度沉静。当时马援才开始读书,与朱勃相比,不禁爽然若失。马况知道马援的心意,于是亲自酌酒安慰他说:“朱勃器宇小而成才速,他的才智到此为止。你应该根据自己的禀赋坚持学习,不要畏惧。”朱勃不到二十岁,右扶风郡就请他担任渭城县代理县长。待到马援担任将军而且封了侯,朱勃的职位仍未超过县令。马援以后地位已经尊贵,常恃马家对朱勃有旧恩而卑视轻侮他,朱勃却更加谦恭亲近马援。等到马援遇到谗言,只有朱勃能对马援始终如一。

 

范晔先生曰: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刘秀、公孙述)。等到决定去从,贡献谋略,干犯选求当时的君主,怀着伊尹“负鼎”的愿望,实乃抓住了千载的机遇。然而他告诫别人免祸的话虽很明智,却不能自免于谗言嫌隙;难道天理从来就是如此!身在利害之外,谋事就会明智;不顾一己之私,就能果敢地作出合宜的判断。如果真正能把当初观察形势的智慧反回到自己身上,如同对别人的告诫那样,就能宽恕别人,明鉴自身,达到“自知者明”的情境。

 

王夫之先生曰:光武帝对于功臣,恩德至为优渥,地位尊崇,身家安宁,名声不损。只是他对马援非常寡恩,莫非是马援自取的!

宣泄全部力量为人建造江山,最终获罪遭谴,或者是忌妒他太强悍,或者是嫌恶他不谦逊。但马援不是这样,他不过使光武讨厌罢了。老子虽不是真正懂得天道的人,但他凭自己丰富的经历确有见识。他的言论说:“功成,名遂,身退。”是他观察阴阳屈伸的因果,得出的正确处理进退关系的明言。平定陇西,攻克西蜀,北御匈奴,南定交趾,马援还不该退身吗?武溪蛮族叛乱,皇帝怜悯他年老而不批准他的请缨,马援坚持请求,率军出征。天下已经平定,功名也已显著,保全身体发肤以报答双亲,安享俸禄爵位以感戴君恩,为何必定要“马革裹尸”才感到快意呢?光武由这些表现,知道马援其人不知自尊自贵。不自尊自贵的人,是英明的君主所讨厌的。人们会说:如果不是贪图俘获劫掠的功利,为何一个老于戎马的人竟不知警戒?把一车薏米仁说成“明珠”的毁谤,是有来由的。老而不知厌足,役使人家的甲兵实现自己的志意,实在够讨厌了。所以身死名辱,家世几乎不保,实乃违背了四时衰旺的运数,逆拂了寒暑进退的常规,好战乐杀而忘记了自己的正命(《孟子·尽心上》:“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这就叫做“逆天之道”。老子的话,难道是虚言吗!

《易经》教导人们,固然要立本,还必须趋时(《易经·系辞下》:“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趋时”的意义很精微。有超前的趋时,时机未到先已力尽身倦,这不是趋时;有滞后的趋时,时机已经过去,犹自徒劳,这也不是趋时。“日昃之离,不击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易经·离》,意谓:人已老耋,如同太阳已经偏西;当须委事任人,自取逸乐。若不委之于人,就好比不鼓缶而歌,年已老耋而咨嗟,何能长久,故曰凶。)马援就是这样。

 

柏杨先生曰:马援一生都在战场,但他对国家的贡献,与其说在军事方面,毋宁说在文化方面,“马革裹尸”的成语,就出自马援之口,千余年来,鼓舞青年捍卫国家的壮志。“画虎不成反类犬”成语,则出自马援之笔,一直是响在人们耳畔的警钟。从他写给侄儿的信中,虽然告诫不可以效法杜保,他只是考虑到英雄豪杰事业,层面太高,不易效法而已。对杜保同龙述一样尊敬,并没有贬词,显示马援的胸襟和见解,都超人一等。

    然而,却在他身死战场之后,引起政治风暴,带给当世以及后世最大的震惊。刘秀性情平和,不容易动怒,而独独在马援事件上,失去常态,不可理喻。连马援夫人六次上书,苦苦辩解,哀哀求情的报告,他都无动于衷。说明他愤怒之深,跟刺激他愤怒的谗言,是如何强烈。如果仅是进军的错误,和把薏苡当作珠宝这两项罪状,不足以引起如此严重而持久的反应。我们认为,这两项罪状只是可以拿到桌面上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却说不出口,不可告人。

    千载以来,我们无法精确地了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可以肯定必有这种说不出口、不可告人的真正原因。刘邦诛杀彭越,岂是为了判决书上的谋反罪名?真正的罪状是他拥有强大的兵权,而且是“壮士”(参考前一九六年)。王凤排除王商(非王家班),岂是为了他跟老爹的婢女通奸?真正的罪状是他伤害了王凤的亲家(参考前二五年)。马援的困局亦然。马夫人连上六次奏章,屡屡陈情,泣涕上告,她只能就表面上的罪状辩解,而这又有什么用?她不能触及说不出口、不可告人的冰山底层。如果她触及,反应将更加可怖。知道主子心里肮脏的想法,可是凶兆。

    马援身价的高贵,当世无匹,他不但跟当正式皇帝的公孙述是好友,而且跟非正式皇帝的隗嚣,感情更笃,所以他们同榻而眠,密谈天下大事。而马援不但叛离而去,而且反过来攻击隗嚣父子,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负义。

   隗嚣父子虽死,门客宾朋转移到洛阳,可能形成一种反马援舆论,这舆论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把马援丑化到底。然而主要的还是,东汉政府完全把持在以刘秀为首的南阳郡人之手,在南阳郡圈圈之外,又有当初叛离玄汉王朝的患难班底。在班底圈圈之外,又有亲贵。而马援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圈。外科医生动手术,移植同样器官,都会发生排斥作用,何况派系不同的政治人物?马援跟皇帝之间,是单线的,不像其他将领,老哥、老弟、小舅子、大姐夫、同乡、同学,患难之交,盘根错节。耿舒如果没有耿弇这个功臣老哥,梁松如果没有皇女当老婆,他们想陷害也无法陷害。而马援不然,在鲨鱼群中,孤单、寒冷,除了一片忠心外,什么都没有。所以,一旦权力魔杖被激怒,就没有一个有能力营救他的朋友。

    我们也不了解马援的缺点,人不是上帝,当然有缺点,马援的缺点可能是太过严正,性格保守而颇端架子。他待梁松的态度,已伤尽了一个浮华亲贵的自尊,使仇恨更情绪化。世界上像朱勃这样敦厚的人,可遇而不可求,而梁松之流,却遍地皆是。我们可以推测,梁松的指控,一定正中刘秀的心窝,否则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怒火,这或许是马援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史书只能择要记载,所以我们只看到梁松、耿舒的抨击。事实上,落井下石,恐怕势如倾盆。朱勃已有形容.:“怨隙并生”。身死军旅的英雄,末路如此,使人兴悲。

    耿舒攻击马援像一个西域商人,每到一地,必定停留。此之前和此之后,我们看不到耿舒的战功,他实在没有资格作此评论。马援之所以总是战胜,跟他的行军持重有关。正是所谓步步为营,那是流血的经验,豪门出身的哥儿公子,而竟提出指摘,不过证明口尖舌利。范晔讥讽马援智不保身,咦,当年班固曾讥刺司马迁智不保身,结果班固智不保身得更惨,司马迁不过失去生殖器,班固却失去性命(参考九二年)。范晔对这件讽刺性的教训,早应熟悉,可是他却忍不住也要讥讽马援。范晔比班固还要有自信,认为他的智慧可是保得了身的,结果他想求马援的下场而不可得,想求班固的下场也不可得,范晔的结局是绑赴刑场,砍下人头(参考四四五年)。王夫之抨击马援,再一次暴露了他污秽的心灵。王夫之一面讥讽马援不懂得持盈保泰,一面诬蔑马援的报国热情,不过是“好战乐杀”、“贪图抢劫之私”。王夫之骨髓里仍是官场混混的伧俗情操。如果换了他,他就坐在侯爵的宝座上,“满足自己的高贵爵位和丰富的财产”。对人民受到的毒害,毫不在意,君王征求将领时,不但不会自告奋勇,恐怕乱棒也打不去。我们也用《易经》一段话,像王夫之形容马援一样,形容王夫之;“好像孩童般茫然而没有见识,好像巷口的那个流氓,眼皮浅薄,算不了什么东西。可是,如果高级知识分子如此,就太卑鄙。”(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咎。参考《观卦·初六》)

    马援只不过是鲨鱼群中的牺牲品,这种事情历史上层出不穷。

 

治国先生曰:马援先生和窦融先生是东汉初年最杰出最有见识的两位人物,但二人的最后下场却完全相反。当王莽先生的新朝政权已经崩溃,天下大乱,世无定主,这是历史为英雄才智之士提供的一展抱负和表现个性的少有机遇。开始时,马援先生到边境郡县耕牧致富,致富之后,鄙视守财奴的处世哲学,尽散家财与亲朋旧友,这是何等的气量和魄力!后来遨游于公孙述、刘秀二位皇帝之廷,提出君主不但选择臣子,臣子也要选择君主的主张,又是何等超脱。盖此时的马援先生,保有独立的人格,选择的自由,他是天地间一个大写的“人”。后来归附刘秀先生,南征北战,一天天融入了皇权专制主义的体系之中,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格逐渐销蚀,一个忠君爱国的忠臣逐渐形成,他的悲剧于是乎不可避免。

马援先生在西凉任上,防范羌族反叛,以威慑安抚为宗旨,而不以多杀为能,不以好战邀功,俨然胸藏精兵,止戈为武的知兵老将。他的转换点发生在南征交趾,捕斩征侧姐妹的事情上。

专制统治者最欣赏忠心为他牺牲的臣民。马援先生提出壮士当喋血疆场、“马革裹尸”这样效忠皇帝的豪言,得到刘秀先生的赞赏。当群雄已经扫荡,天下已经安定,为什么突兀地提出“马革裹尸”?这虽然使刘秀先生大为开心,却使他的宾客感到困惑。而一旦马援先生作出了死心塌地效忠专制帝王的决定,他当年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就全然丧失了,他的胆力、气魄和智慧也就跟着大打折扣。他只能尽力使自己做一名专制统治者的工具,扼杀自己的人性。

征侧女士的反叛,是汉朝官吏的欺压逼出来的。在军事方面,与马援先生相比,只能算两个过家家的小丫头。马援先生亲率大军讨伐征侧、征贰姐妹,无异于雄鹰抓鸡,泰山压卵。若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己“全军为上”,对人“全国为上”,至少也当“破军次之”,力图化解矛盾,安抚招降,并约束当地官吏,以解越民倒悬,化干戈为玉帛。但马援先生却要在两个小姐妹面前耀武扬威,用一对姐妹花的鲜血,污染了英雄一世的宝刀。当时没有人公开为征氏姐妹说话,但他的这些行为,已在多少人心中留下了阴影!

专制统治者最忌恨的莫过于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而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以武犯禁”的“侠”,才是皇帝最厌恶的。马援先生在给侄子的信中,提到他所敬爱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龙伯高,属于老实谨厚型,希望侄子们向他学习;一个是杜季良,属于豪侠尚义型,希望侄子们不要学他。他在信中告诫侄儿不要议论人长短,而且连听也不要听,但他却肆意议论他所敬爱的两位朋友,言行相反,说明他的智力确已在走下坡路。看不到他的信会经侄儿的口和手,在京师广为传播,一直传到刘秀先生的手中,是他智力衰退的第二个表现。刘秀先生得到马援先生告诫兄子的信,知道龙伯高老实可靠,立即提升为太守;也知道杜季良豪侠尚义,立即免官。马援先生的信,起到了向皇帝告密的作用,叫杜季良先生、梁松先生、窦固先生及其亲友圈子的人如何不恨他!

自从马援先生彻底改造世界观,立志毫无保留地效忠皇帝之日起,他的军事才能便急剧下降。公元44年,马援先生请缨击匈奴,出屯襄国;次年亲率三千骑兵攻击乌桓,无功而返。而算不上名将的辽东太守祭肜先生,亲率数千人迎击鲜卑一万多骑兵,竟大破敌军,使鲜卑丧胆,不敢再看边塞一眼。原来的马援将军是勇敢进取的,自有一副英雄气概。以后的马援先生一心要效忠皇帝,渴望立功,害怕失败,他便表现得顾虑重重,缩手缩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王夫之先生说:“不自尊自贵的人,是英明的君主所讨厌的。”实际上正好相反。“英明君主”最忌恨那些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自尊自贵”的人;但在这种忌恨中总不由自主地包含着三分敬畏。“英明君主”最喜欢忠实鹰犬像吴汉先生那样的人,但这种喜欢中没有一丝对他们人格的敬畏,因为他们已全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马援先生既已无条件效忠皇帝,而又接交杜季良这一类人为友,“英明皇帝”对他可只能是忌恨加上鄙视了。

马援先生一生是一个大悲剧。他一生的转折点,是彻底改造世界观,从一个有一定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时代英雄,自觉地充当皇帝的忠实老臣。和窦融先生相比,不可以道里计。

 

【原文译白】谒者南阳人宗均是马援部队的监军。马援已经逝世,军士因瘟疫而死者过半,蛮人也饥饿困乏。宗均于是和诸将商议:“现在路途遥远,军士又病,不可以作战。我想权变行事,代表皇帝发布命令招降他们,怎么样?”诸将都拜伏在地不敢发表意见。宗均说:“忠臣出境,只要可以使国家安定,不妨专擅行事。”就假传圣旨,调马援部队担任司马的吕种代理沅陵县长,命吕种拿着诏书进入蛮人军营,告诉他们朝廷的恩德和信誉,并部署军队跟随在后。蛮夷震动恐怖,冬十月,一起斩了他们的大帅,向朝廷投降。于是宗均进入蛮贼营地,解散部众,遣回本郡,为他们设置官吏,班师归京。宗均未到京师,先弹劾自己假传圣旨的罪状。皇上嘉奖他的功绩,遣使出迎,赏赐金、帛,令他路过家乡时上坟祭祀。

 

治国先生曰:人类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发现并纠正自身以及前人的错误。宗均先生纠正了马援先生的错误,反叛的“蛮夷”纠正了率领他们反叛的“大帅”的错误,结果以最少的牺牲,恢复了正常的安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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