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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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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上)10 严尤关于匈奴政策的奇怪奏章;  

2010-04-13 09:13:18|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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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严尤关于匈奴政策的奇怪奏章;挠乱匈奴、挠乱州郡的内外政策;由龚胜论及士节;恢复土地、奴婢的自由买卖

 

公元11年     辛未

王莽               六年(始建国三年)

 

【原文译白】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领一万骑兵,招诱呼韩邪的儿子们,想依次任命十五个单于。蔺苞、戴级派翻译到塞外,引诱呼左犁汙王栾提咸和他的儿子栾提登,栾提助三人。来到后就胁迫栾提咸做“孝单于”,栾提助为“顺单于”,都给以丰厚的赏赐。用驿站传车送栾提助、栾提登到长安。王莽封蔺苞为宣威公,虎牙将军;戴级为扬威公,虎贲将军。匈奴单于听到后,大怒说:“先单于(呼韩邪单于)受汉宣帝的恩泽,不可以辜负。现在的天子又不是汉宣帝的子孙,凭什么当皇帝!”派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栾提呼卢訾及左贤王栾提乐率军进入云中郡益寿塞,大杀官吏人民。此后,单于遍告左右部都尉、各边境亲王,侵入边塞寇掠,大股一万多人,中股数千人,小股也有几百人,杀死雁门郡及朔方郡的太守、都尉,抢略官吏和百姓的牲畜财产,不可胜计,沿边一带,空虚耗散。

当时,在边境的各位将领,因为大批兵马尚未集结完毕,都不敢出境攻击匈奴。讨濊(音huò)将军严尤上谏书说:“臣听说匈奴为害,由来已久,没有听到上古之世有必须征伐的主张。后世三朝周、秦、汉征伐匈奴,都不是上策。周朝算是中策,汉朝采取下策,秦朝简直就算不上什么策略。当周宣王时(西周后期的天子,前827年至782年在位),猃狁(xiǎn yǔn)内侵,到达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周平王派遣军队出击,逐出境外,即行班师。把戎狄的入侵,看成蚊虻一般,赶走就完了。所以天下称赞英明,这就是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携带少量装备粮秣,深入匈奴腹地,边境戍守延伸至远方,虽有克敌获胜之功,因匈奴常常报复,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敝虚耗,匈奴也受到巨大创伤,心里畏惧,天下称赞武功,但这不过是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用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运军需粮食,从海边开始。疆境修筑完毕,中国内部已经消耗净尽,导致社稷丧亡,这就是没有策略。现在天下遭遇“阳九”的厄运(术数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初入元一O六岁,内有旱灾九年,旱灾为阳,谓之阳九),连年饥馑,西北边境尤其严重。发动三十万军队,携带三百天粮食,东边援自渤海、泰山,南边取自长江、淮河,然后才能齐备。计算它的路程,一年还不能集合,兵士先到的聚居暴露,军队疲惫,兵器损坏,气势衰竭,已不可用,这是第一个困难。边境既已空虚,不能供应军粮,从内地各郡和封国调拨,又不能连续供应,这是第二个困难。计算一个人三百天的粮食,用干粮十八斛,没有牛力就运输不过来;牛也需要饲料,再增加二十斛,太重了;匈奴境内,多为沙漠而且碱性重,缺乏水草,按照以往经验,军队出发不满百天,牛必定死亡将尽,而余粮还很多,人又背不动,这是第三个困难。匈奴境内秋冬甚为寒冷,春夏风力猛烈,多带锅釜、薪炭,重的拿不动,吃干粮喝凉水,经历四季,军队就有疾病的忧患,因此之故,前世攻伐匈奴,时间都不超过百日,并非不想长期作战,而是势力达不到,这是第四个困难。辎重随军,轻锐部队就少,不能急行军,匈奴从容逃遁,情势就不可能追上。幸而遭遇匈奴,又为辎重拖累;如遇险阻地形,人马单行而进,前后相接,匈奴要遮横击,危险难以预测,这是第五个困难。大量使用民力,功劳并不能必然建立,臣深感忧虑。现在既然决定发兵,就应使先到的部队进行纵击,令臣严尤等人深入匈奴境内,以雷霆之势发动攻击,使匈奴军力受挫,士气沮丧!”王莽不听严尤的意见,照旧转运军队和粮食,天下骚动。

 

治国先生曰:严尤先生的这篇奏章,读来至为奇怪。他开头先将周、秦及汉武帝刘彻先生的匈奴政策贬黜一番,肯定都非上策,接着指出周朝的对匈奴政策,不过算个中策;刘彻先生的对匈奴政策,只能是个下策;至于嬴政先生竭尽民力修筑长城,简直什么策都算不上。治国先生看到这些议论,很是兴奋,拭目继续看下去,想要知道严尤先生认为的“上策”究竟是什么?想来一定会使我们大开眼界吧!但是严尤先生以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家的口气开了头,下边却一下子泄了气,难觅半点“上策”踪影。作者反而使自己跌落到一位阵前指挥官的位置上,摩拳擦掌地向王莽先生请战,要求亲自率领军队突袭匈奴。奏书的上篇,开头很有气势,却突然像断流的河水一样,没有下文。俨然像换了一个人,转入具体的军事问题。治国先生不明白,《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先生,为什么竟会把严尤先生的奏书选编进去?上篇若非残篇,就是极大的败笔,选入《资治通鉴》,只会使人诧异莫名。

 

【原文译白】屯守边境的官吏士兵行为放纵,内地百姓愁于征发粮食物资和劳役,有些地方的人民放弃了城郭,流亡为盗贼,而以并州(州名,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大部和河北省西部等地区)、平州(不知何地,疑为笔误)最为严重。王莽令七公、六卿都兼将军称号,派著武将军逯并等人镇守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沿边大郡。那些监视擅自兴兵作乱的大奸猾的人,都乘便在外为奸,挠乱州郡,公然像市场交易一样行贿受贿,侵渔百姓。王莽下诏书严厉责备说:“从今天起,再有敢犯此法的,立即逮捕,开列姓名奏报!”然而仍放纵自若。北边自汉宣帝以来,几代人都不见狼烟烽火的警报,人民旺盛,牛马布野。等到王莽挠乱匈奴,与匈奴为敌开战,边民死亡、被俘,数年之间,北部边境虚空,原野出现了暴露的尸骨。

 

治国先生曰:王莽先生的外交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对内,他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对外,他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对匈奴发明了“挠乱”政策:刺激他们的敏感部位,派人搜寻、利诱早年的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和亲”的单于)的后代,打算逐步把他们封为十五个小单于,用来分裂匈奴,并取代现任单于;在细小事情上破坏原来的信任关系,制造疑隙,无聊之至地收回单于的玉玺,易之为“章”;集结三十万军队,准备攻打匈奴,从而破坏了维系数十年之久的北部边境的和平。

《资治通鉴》用的“挠乱”一词,恰当而传神。所谓“挠乱”,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治民,最忌讳来回翻腾。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实为治平天下的不刊之论。治理天下,从问题出发,不得已而为之。与此相反的路线,则是要实现古代的某种模式或未来的某种理想,从“利天下”出发,“挠乱”百姓,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王莽先生的动机且按下不论,其所作所为,可概括为“内则挠乱百姓,外则挠乱四邻”,从此天下纷纷,四境多事,民不聊生,王莽先生的“龙椅”也变成了火山口。

 

【原文译白】王莽为太子设置师、友各四人,享受大夫待遇。任命原大司徒马宫等为师疑、傅丞、阿辅、保拂,谓之“四师”;原尚书令唐林等为胥附、奔走、先后、御侮,谓之“四友”。又设置师友、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共有九名祭酒,都是上卿待遇。

    王莽派遣使者带着玺书、印绶、安车、驷马迎接龚胜,就地任命他为师友祭酒。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乡官名,掌教化)、官属(主要官员的属吏)、行义(有德行道义的人),以及诸儒生千人以上,到龚胜所住的乡里致送诏书。使者想让龚胜起身迎接,站在门外久等。龚胜自称病重,移床到室中门户西边南窗下,头朝东方,将朝服披在身子上面,把束腰的大带引拉到朝服上(这是龚胜模仿孔子的样子,《论语》载,孔子“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使者交付玺书,奉上印绶,呈献安车、驷马,进前对龚胜说:“圣朝未尝忘君,制度的厘定尚未完成,等待先生主持;想听到先生的方略,以安定海内。”龚胜回答:“平素愚昧,加以年老患病,命在旦夕,跟随使君上路,必定死在道上,连万分之一的好处也没有。”使者坚持劝说,甚至要把印绶佩带在他身上,龚胜总是推辞不受。使者上奏王莽:“正当盛夏暑热,龚胜患病,气力不足,可否等到秋凉再动身?”王莽下诏许可。使者每隔五天,就和太守一同问侯龚胜的起居饮食,向龚胜两个儿子及门人高晖等说:“朝廷虚心待君,准备了‘茅土’之封(古代天子社祭之坛以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位,在社坛上取该方色土用白茅草包裹,谓之‘茅土’,授与新封诸侯,带到封国立社),虽然病重,也应移动到传舍(驿站),表示有起行之意,必定可为子孙遗留下爵位与封地。”高晖等把使者的话告诉龚胜,龚胜知道自己的推辞不起作用,就对高晖等人说:“我受汉朝厚恩,没法报答;现在年纪已老,早晚就要埋入地下。在道义上,岂能以一身事奉二姓,死后何以去见旧主呢?”吩咐家人准备后事:“衣服只要包住身子就行了,棺材只要包住衣服就行了。不可随俗建冢墓、种柏树、作祠堂!”说完,就不再开口饮食,历时十四天而死,年七十九岁。

 

柏杨先生曰:龚胜用死亡拒绝当权分子的官爵,情操之高,千载之下,仍怀景慕。俗云“烈妇易,节妇难。”对抗压力暴力易,对抗万人称羡的荣华富贵难,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就是当官,试看迎接龚胜的场面,可说新政府已抛出最鲜美的钓饵,而且很有把握的预测对手定会上钩。看惯了太多的大言不惭,声震屋瓦的高风亮节之徒,一旦富贵逼面,立刻改变立场的节目,深感龚胜为我们立下千古尊严的榜样。

    然而龚胜的基本观念,使我们惋惜,儒家学派“君尊臣卑“的毒素,已孕育下怪胎,那就是:只效忠于一个姓。后来更变本加厉,只效忠于一个人。龚胜的论点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其一,他宣称西汉政府对他有厚恩,事实上西汉政府对他并没有厚恩,如果用官爵来衡量,则他的官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其二,如果立场建立在“厚恩”上,新政府的“厚恩”超过西汉政府百倍。其三,西汉政府既然待他那么好,在西汉政府危险时,他为什么竟然明哲保身,一逃了之(参考二年)?所以,“一身侍奉二姓”才是他不肯复出的重点。儒家系统鼓励并认定:人跟牧场中的猪羊一样,只要烙上张家记号,便永远是张家家畜;烙上李家记号,使永远是李家家畜。胆敢不以某人的家畜自居,便立刻受到其他家畜攻击。久而久之,很多人遂养成一种被主子豢养的情结。眼目中只有那个主子,而把国家民族,放到脑后。为了自尊或心理平衡,还一口咬定:主子就是国家民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自称:“我就是国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被豢养的情结,却指着主子叫喊:“他就是国家。”于是,脑筋混沌得像一罐浆糊。

我们对龚胜充分尊敬,尊敬他为他的理念牺牲。但我们也从他身上,发现愚民政策的后果,而这正是统治者所盼望的。要想突破这层有两千年工夫的魔障,需要更大的功力。

 

治国先生曰: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家天下的观念却认为天下乃一家甚至一人之天下,龚胜先生便是这样认识的,而又何其小也!龚胜先生曾享有汉朝光禄大夫的俸禄,此俸禄源于何处?源于天下的资源和老百姓的劳动。龚胜先生知恩怀报,就应不忘天下,不忘百姓的厚恩才是。对龚胜先生来说,艰难不过一死。如果认为王莽先生的作为有违天道,祸害百姓,征召正是一个难得的畅言无忌的机会。何况王莽先生当时已开始陷入困境,对别人的话他即使会听不进去,对龚胜先生的话,或许有考虑的余地。如果王莽先生能够翻然悔悟,虚心接受,固然有利于天下苍生,即使他饰非拒谏,甚至勃然大怒,把龚胜先生投诸四裔,则龚胜先生仅从求名和忠于旧主出发,也比躺在床上活活饿死有气势、有志节、有名堂!治国先生猜想,龚胜先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实则腹中无物。即使见到王莽先生,也只能口欲言而嗫嚅,或者竟会面对刀斧之诛而改变初衷。因此龚胜先生的选择,虽为常人所难,但从死节的高度而言,并不是最佳的。

 

【原文译白】当时具有清高名声的人,又有琅琊人纪逡,齐人薛方,太原人郇越、郇相,沛人唐林、唐尊,都因精通经学,砥砺操行显名于世。纪逡、两唐皆事奉王莽,封侯、贵重,历任公卿高官。唐林几次上疏,谏以正道,有忠直的节操。唐尊穿着旧衣破履,伪善而徒有虚名。郇相为王莽太子的“四友”,病死,莽太子派使者送去寿衣寿衾,他的儿子攀住棺材不愿接受,说:“亡父遗言:‘师友所送,不得接受!’现在亡父对于皇太子为四友之官,因此不能接受啊!”京师都称赞他。王莽派安车迎接薛方,薛方通过使者辞谢说:“尧、舜在上,下有巢、由(指巢父、许由。传说尧让天下给巢父,巢父不受;又让许由,也不受,逃隐箕山下。又召许由担任九州长,许由因其言污耳,到颍水边洗耳)。现在明主正大行唐尧、虞舜的盛德,小臣想守箕山之节。”使者报告王莽,王莽爱听此言,也不强致。

起初,隃糜人郭钦为南郡太守,杜陵人蒋诩为兖州刺史,也以廉直闻名。王莽“居摄”时期,郭钦、蒋诩都因为有病免官。回归乡里,卧病不出户,在家逝世。

 

班固先生赞曰:春秋列国时代的卿大夫直到汉朝的将相名臣,由于沉溺于朝廷的权势而使后世不能为继的人太多了,因此具有清高节操的人,就显得很宝贵。然而这些人大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吉、贡禹之才,优于龚胜、鲍宣。死守善道(语出《论语·泰伯》:“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龚胜确实做到了。贞而不谅(孔子语。《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贞而不谅。”意谓君子坚守节操,不必拘泥于小信),薛方近似达到了。郭钦、蒋诩善于逃避,不使自己的节操受到玷污,超过了纪逡和唐林、唐尊。

 

治国先生曰:中国古代的儒家学派,行为的原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行为原则的现实基础是家天下,是专制独裁制度。对于拥有一定知识的“士”,被统治者信任使用就是通达,反之则是穷困。他们相对于社会,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全然失去了“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以及“天下(而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这样顶天立地的天下主人意识。求其中者仅得其下。大量的士人却堕落到“穷则苟且偷生,达到苟合取容”的境地。令人尊敬者屈指可数,碌碌者天下皆是也。当此人权,民主,自由和经济平等已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无论穷困、通达,皆已另有所本,自应别有所由。治国先生曰:“穷则探究天下穷困的原因,达则消灭天下穷困的根源。”不仅知识分子,每一个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血性的人,难道不应该都是这样吗!

 

公元12年     壬申

王莽              七年(始建国四年)

 

【原文译白】王莽到明堂颁布诏书说:“以洛阳为东都,常安(王莽改长安为常安)为西都。直属天子的疆域和诸侯封国应连为一体,各有采(诸侯封地)、任(任是女子爵位,此指女爵封地)。根据《禹贡》、天下分为九州;爵位依照周朝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封诸侯一千八百个,附城(比男爵低一等的爵位)的数目也这么多,以等待有功之人。所有的公爵都同等,封地百里,万户人家;其他封爵,等差而下(侯爵、伯爵:土地纵横各七十里,五千户;子爵、男爵:土地纵横各五十里,二千五百户;附城也分五等,大者九百户,九百平方里,每降一级,减二百户、土地二百平方里)。现在已经受封的,公侯以下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因为地图和户籍尚未确定,未受国邑,暂从国库领取俸禄,每月数千钱。”所封诸侯都很穷困,甚至有人去当佣工。

    王莽的性格浮躁多动,不能一日无事;每有所复兴创立,动不动总想摹仿古人,不分析实际情况,制度又变化不定。官吏趁机作奸,天下愁怨之声四起,大量的人民陷入刑狱。王莽知道人民愁怨,于是下诏说:“那些谋生的王田,都可以出卖,不必拘泥法律。凡私下买卖人口的,一律不予处罚。”然而其他的政策法令也都荒谬混乱,刑罚深刻,赋税烦苛,一切如故。

 

治国先生曰:王莽先生全然无视社会规律和因果关系,一味地摹仿古人,满脑袋奇思怪想,他认为自己就是当今圣人,百姓官吏都是附首贴耳的奴才,只需他一声令下,臣民们都会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把一切做得都像王莽先生设想的那般美好。然而井田制的诏令下达未久,就宣布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禁止奴婢交易的言犹在耳,又恢复奴婢的买卖。皇帝的权威在经济规律面前变得比灯草还要软弱。至此,王莽先生的复古改革已经破产,混乱局面已经形成,他自己借助于皇权专制的权威建立的制度,已成为将陷他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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