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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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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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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二卷(上)3 汉哀帝刘欣的“断袖之癖”;毋将隆“分别公私”,以皇家为私;  

2010-04-13 09:01:19|  分类: 《资识通鉴》第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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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哀帝刘欣的“断袖之癖”;毋将隆“分别公私”,以皇家为私;鲍宣论“天下”和“官爵”的所有权

 

公元前3年     戊午

西汉哀帝           四年(建平四年)

 

【原文译白】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人董贤很得皇帝宠爱,出宫则陪同乘车,入宫则随侍左右,赏赐累计达到一亿之巨,尊贵震动朝廷。常与皇上同卧同起。有一次昼寝,董贤侧身而卧,压住了皇上的衣袖。皇上想起床,董贤尚未睡醒,不想惊动,于是割断袖子起床(此即称同性恋为“断袖之癖”的来源)。又诏令董贤之妻只须通报姓名便可进入宫殿,和董贤同住。又把董贤妹妹召入宫中封为昭仪,位置仅次于皇后。昭仪和董贤夫妻早晚都在皇上左右。封董贤之父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令将作大匠在北阙下为董贤修建大第,有前后二重宫殿,门与皇宫相仿,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给董贤武库禁兵以及宫中珍宝。挑选出来的上等物品都在董贤家里,皇帝使用的反而是二等物品。甚至东园的棺材、珠襦、玉匣(珠襦:将珠子用金线穿成的上衣;玉匣,用金线连接玉片,穿在死者足以上腰以下。汉制,帝王死,用珠襦玉匣)预先赐给董贤,无所不备。又命将作大匠在哀帝的义陵旁为董贤建坟茔,墓中有小曲室用以盛放棺椁,棺椁的规格和皇帝一样;外面有警备道路,围墙长达数里,门阙安置坚固的防御设施。

郑崇认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皇上,因此而深深得罪,好几次借口职务事情责备郑崇。郑崇颈部长了毒疮,想要辞职而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为佞谄之徒,早就忌恨郑崇。知道郑崇被皇帝疏远,于是上奏:“郑崇和宗族来往密切,怀疑有什么奸情,请予查究。”皇上责备郑崇说:“君的门庭若市,为什么要阻禁君王交友?”郑崇说:“臣的门庭若市,臣的心地如水,希望考查复核!”皇上大怒,将郑崇关进监狱。司隶孙宝上奏书说:“根据尚书令赵昌奏劾仆射郑崇一案,反复审理,榜掠将死,没有一句招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他冤枉。臣怀疑赵昌和郑崇之间有个人宿怨,逐渐积累加深,直至谗言构陷。如果宫禁中的机枢近臣蒙受诬陷冤枉,亏损国家,这个诽谤罪确实不小。臣请求审究赵昌以解众心不平。”奏书递上后,皇上颁下诏书说:“司隶孙宝亲附臣下欺罔君上,乘春日宽赦之季诋毁欺骗,以实现其奸心,乃是国家的奸贼。免孙宝为庶人。”郑崇竟死在狱中。

 

柏杨先生曰:在性质上,冤狱分为两种:法律性的,当然由于司法黑暗或证据错误;政策性的,则司法再清明,也没有用。孙宝身为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他完全了解郑崇是被诬害的,却无法平反。当他企图平反时,自己却先陷了进去。凶手手握权柄,正坐高堂,法官有什么办法?

 

治国先生曰:刘欣先生和董贤先生之间的同性恋,刘欣先生表现出的是献媚的阴性角色。他把国家政权全然看成自己可以任意处置的私产,丝毫没有国家乃天下公器的意识。历史发展到刘欣时代,读史者不仅对汉皇朝不会再抱什么希望,甚至也没有了对这个皇朝的怜惜,只看着它如何一天天烂下去,将陷无辜的天下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动乱之中。

 

【原文译白】皇上令中黄门调发武库兵器,前后共十多批,送到董贤及皇上的奶妈王阿的家中。执金吾(官名,掌京师警卫)毋将隆奏言:“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物品。国家的武器装备,维修制造,费用都出自大司农。大司农的钱虽是皇帝需要也不能供给;皇帝所需的供养,劳役赏赐费用,都由少府供给。之所以不能把维持国家根本的储藏用作皇帝的赏赐,不能把人民的血汗用来浮华浪费,目的在分别公私,显示正路。古时候的诸侯或方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意谓一方之长。《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受命征伐,才赐给斧钺;汉朝的边疆官吏负有抵抗外寇的责任时,也赐给武库的兵器;但都是有了任务后才能得到兵器。根据《春秋》大义,大夫之家不能藏甲兵,为的是抑制臣子的威势,减损私人的力量。现在董贤等人不过是皇帝近习嬖幸之人和戏弄之臣,只于皇帝有私恩的贱妾,却以天下公用之物给予私人门第,把代表国威的兵器,供作其家用的武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这些不恰当的作法,只能助长骄奢僭越,不能作天下的榜样。孔子说:‘何必取于三家之堂!’(源出《论语》,指天子之礼不应行于叔孙、仲孙、季孙之堂。借喻国家的武器不应赏赐给董贤、王阿等私门。)臣请求将兵器收还武库。”皇上心中不悦。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以贱价购买执金吾官婢八人。毋将隆奏言:“买价太贱,请改为公平价钱。”皇上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毋将隆位居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缺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傅太后之宫)争买卖的贵贱,伤风败俗。念及毋将隆以前有安定国家的言论,降调为沛郡都尉。”起初,成帝末年,毋将隆担任谏大夫,有一次上奏封事说:“古时选取诸侯入朝担任公卿,以褒扬功德,应征召定陶王(即刘欣)使他住在定陶宾馆,以镇抚天下。”皇上想到这些话而宽佑了他。

 

柏扬先生曰:当毋将隆正在纠正政府的过失时,刘欣却愤怒地指责他不能纠正政府的过失。以太后之尊,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却贪小便宜,贱买官婢。毋将隆动用正式奏章,向皇家讨债,不仅仅是纠正政府的过失,也是希望皇帝警觉到傅老太婆的脏手,无孔不入,下令阻止。刘欣责备毋将隆向傅太后索钱。而索回的钱却是交还国库,他并没有下私人口袋,这看守政府财产,一丝不苟的行为,理应受到尊崇。可是,刘欣却倒打一耙,只问毋将隆谈论价款,不问傅太婆半抢半买。保护政府利益的有罪了,半买半抢的反而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官场文化:有了权,就等于有了理;谁的权大,谁的理就也跟着大。

 

治国先生曰:评史至此,治国先生感到对刘欣这位斗筲小人的皇帝已没有批评的价值。倒是毋将隆先生坚持的一个论点值得钦佩。即使在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社会,也要分清国家的天下公器性质和皇室特权界限的区别。毋将隆先生支持“武库的兵器,是天下的公用物品,”只能用在保卫国家安全上,而不能用作皇帝私人的赏赐。他坚持皇宫的费用只能由少府供给,而不能随便动用大司农的钱财和库藏。按照皇权至上的观点,天下的人民和财产都是皇帝私产,他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想要谁就是谁,想给谁就给谁。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刘欣先生其实像煞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先生。这就是两千年来专制制度塑造出来的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先生坐在龙庭,就是汉哀帝刘欣的模样;刘欣先生穷愁潦倒,就是阿Q先生的模样。

但同样起作用的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精髓。按照这种观点,天下的所有权属于天下,皇帝只是通过争夺天下的斗争取得了对天下的经营管理权,从税收中拨给少府的钱财就是皇室管理天下的报酬,公事公办,不能越界。毋将隆先生的奏言中,就把天下之公和皇帝之私的界限划得相当清楚。天下倾危的“倾”字,就是指天下的权和利,向着皇室私有一方倾斜得太过,以致最后倒塌。

 

【原文译白】谏大夫渤海郡人(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人鲍宣上书说:“臣私下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政权,人人引荐安排的私人充塞朝廷,妨碍贤人之路,浊乱天下,奢侈享受没有节制,使百姓穷困,所以日蚀将近十次,彗星出现四次。这都是危亡的征兆,陛下亲眼看到。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更加恶化呢?

“现今人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县官加重征收‘更赋’(汉朝征收的一种代役税)租税,二亡;贪官污吏假借国家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勒索百姓中饱私囊,三亡;豪强大姓,不断兼并土地,蚕食没有厌足,四亡;苛吏加重人民徭役,使农桑失时,五亡;部落鸣鼓,警报相接,男女争出逃亡,拥塞阻遏,六亡;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

“七亡尚可苟活,七死实难幸免:暴官酷吏殴击虐杀,一死;司法审判深文苛刻,二死;无罪百姓遭受冤屈诬陷,三死;落入盗贼之手,逼献财物,四死;怨仇互相残杀,五死;荒年饥馑,六死;瘟疫流行,七死。

“百姓有七亡而没一条生存的出路,希望国家安宁,实在太难了;下民有七死而没有一线活命的希望,想要消灭犯罪,使天下无讼省刑,实在太难了。难道这不是由于公卿、郡守、封国丞相贪污残暴成风所造成的吗?

“群臣们侥幸地身居尊贵的高位,享有丰厚的俸禄,又有谁肯怜惜小民疾苦,帮助陛下推广教化!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经营私产,拉帮结派,谋求不正当利益。认为苟且混世、曲学随俗就是贤能,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智慧,像臣鲍宣一类人则是愚蠢。陛下把臣从村野岩穴中提拔起来,本望对国家有微小贡献,岂是为了使臣白白地享有美食大官,立于高门(未央宫中殿名)殿上!

“天下,乃是皇天之天下啊!陛下不过上为皇天之子,下为百姓父母,代替上天管理黎民,应当一视同仁,符合《诗经·尸鸠》之意(‘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现在老百姓连野菜都吃不饱,破衣烂衫,百孔千疮,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说起来实在令人鼻酸。如果陛下不救他们,他们将怎样活命!为什么只养外戚和幸臣董贤,给他们那么多赏赐,钱财以亿计数;使他们的奴仆随从和宾客,奢侈得把酒当作水,把肉当作庄稼叶子一样浪费;使他们的奴婢仆从,都成了富翁,这是不合天意的!

“说到汝昌侯傅商,无功而封侯。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错误地把官爵当作自己的私产,任命的官员又不是合适的人选,而希望老天高兴,人民钦服,不是很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阳侯息夫躬,辩才足以蛊惑百姓,坚强足以独立成事。奸人中的特出者,尤其会剧烈地惑乱世事,应及时罢退。至于外戚和幼童中那些不通经术的人,应全部免职,给他们安排师傅学习。立即起用原大司马傅喜,使他作外戚领袖;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宣,经学修养都在博士以上,官位都曾任三公。龚胜但任司直,郡国选举人才便都十分慎重。这些官员,都可委以重任,陛下以前因为小不忍的琐细事情贬退何武等,令海内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和德行的人尚且能容留,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治天下者,应当以天下之心为心,不可以独自专擅,只图一时的快意。”鲍宣语言虽然激烈,皇上因为他是名儒,尚能优待。

 

柏扬先生曰:鲍宣这篇沉痛的奏章,把人民的悲苦,和官吏的暴虐,叙述的历历如绘声绘色。且听他的呼吁:“陛下,你如果不救你的子民,教他们向谁哀求?”两千年之后捧读,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可是惟一的反应,只因为建言的人有相当知名度,不贬谪他、不逮捕他、不诛杀他而已。这种皇恩浩荡,已使儒家学派沾沾自喜,感激涕零。而人民的七种灾难和七种死亡,依然如故。饿死的尸体,仍横荒野;拷死的囚徒,仍从监狱拖出。以董贤为首的癌细胞群,仍在庙堂之上,回转金莲步,歌舞玉堂春。

刘欣是癌细胞的制造人,西汉王朝政权内溃,已到癌症三期,死亡迫在眉睫。

 

治国先生曰:鲍宣先生的这篇奏书,两千年之后捧读,仍然闪烁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辉。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就体现在鲍宣这类人留传下来的言论和事迹中,而不是在嬴政、刘彻这些帝王的统治业绩中。

鲍宣先生的恺切陈言,对近乎白痴的刘欣先生当然无异于对驴弹琴。儒家学派有一种坚定信念:人皆可以为圣贤。刘欣先生的冥顽,是因为他的头脑被茅草塞住了,只要耐心对他启蒙,他就有可能在某一天茅塞顿开,立地成圣。我们对鲍宣先生的良苦用心表示钦敬,但对他认识上的误区却感到痛惜。刘欣先生愚蠢无能,一开始就被他的祖母傅太后所控制,他的弱智低能,使他成为他近旁的社会关系的奴隶,如何能指望他胸怀天下,放眼未来?鲍宣先生说他“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和德行的人尚且能容留,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事情的实质恰恰是,正因为他能容留那些没有功劳和德行的人,他就无法容忍何武那些正派的大臣。

鲍宣先生要刘欣“以天下之心为心”,实在浪费笔墨。但他的奏章中却闪烁着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光辉。他强调“天下乃皇天的天下”,意即天下是皇天上帝的天下,而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自然也不是刘欣的私产,而只是皇天委托他代为经营管理天下的人民罢了。那么浩溟中的皇天,视听何凭呢?中国古代文献中早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书经·泰誓中》)的记载,皇天归根结蒂还是最爱人民的。于是那句话的实质就成为“天下乃人民的天下”。这和“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相通,都属“天下为公”的范畴。既然皇帝不过是代理天下的主人行使管理权的经营者,当他不称职时,自然就可换掉了。

具体到官爵的任命和封赏,鲍宣先生坚持“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认为皇帝把官爵看作个人私产是第一个错误,官非其人是第二个错误。这两个错误,不只刘欣先生有,后世的专制统治者一贯重复并坚持这两个错误,直到政权在公私之间的平衡严重倾斜,终致天下大乱,政权崩溃。联系到20世纪苏联和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可以说,他们都没有达到鲍宣先生天下为公的认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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