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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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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一卷(下)68、薛广德谀谏邀宠;刘更生上书横议;  

2010-02-21 16:28:32|  分类: 《资识通鉴》第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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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薛广德谀谏邀宠;刘更生上书横议;刘奭难辨忠奸,各打五十大板

 

公元前43年     戊寅

西汉元帝            六年(永光三年)

 

【原文译白】秋,皇上要去祭祀祖庙,出了便门(长安城南西头第一门),想要坐楼船去。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车驾,脱下官帽,叩头说:“应从桥上过。”皇上说:“大夫把帽子戴上!”广德说:“陛下不听臣的意见,臣便自刎,用臣的鲜血污染车轮,使陛下不得进入宗庙!”皇上很不高兴。车驾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谏说:“臣听说主圣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任何风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接受!”皇上说:“规劝人就应当像这个样子啊!”于是就从桥上过去。

 

柏杨先生曰:席地而坐,跪下也好,叩头也好,顿首也好,不过俯一俯腰。而在大街之上,拦住车队叩头,可是先要矮半截,双膝接触地面,头才能叩得下去。从薛广德搞的这一套,可看出向当权分子“进谏”时的卑屈心理和卑屈动作。也可看出知识分子的命运;必须丧尽廉耻,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当权派的青睐。然而,也同时使当权派准确地看出知识分子竟像狗一样地跪在面前,用自杀来表演他的忠贞!

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地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大声警告头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听,就让他淹死。假如这种举动伤害到国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场选举中,把他逐下宝座。

薛广德的表演,在历史上不过一个开端,以后这种节目,可没完没了。明、清王朝六百年间,中国人更把自己糟踢得不像人,而把当权者一个个宠成暴君暴官。

 

【原文译白】石显惧怕周堪、张猛等人,屡次对皇帝毁谤他们。刘更生担心周堪、张猛等人会受到石显的危害,上奏书说:“臣听说虞舜任命了九名官员,大家济济相让,高度祥和团结。朝廷中众臣和睦,野外的万物就和谐,所以多次演奏《韶》乐,凤凰也会飞来朝拜。到了周幽王、周厉王之际,朝廷不和,互相诽谤怨恨,使日蚀月蚀交替发生,百川泛滥,高山和深谷改变了位置,寒暑霜雪失去了节序。由此看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瑞多则国家安宁,乖异多则国家危险,这是天地不变的法则,古今一贯的道理。陛下开创三代的业绩,招揽文学的人才,悠闲而快乐,宽大而容人,使大家同时上进。现在却是贤才与不肖之人互相混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奏章交于公车(公车,“公车司马令”之省称,主管宫城南门外的司马门,接纳吏民奏章),人犯满于北军(汉制,吏民上书,有不如法者,由北军尉依法治之)。朝臣之间,志意不合,互相违背,谗诬陷害,是非辗转相传。用这些蛊惑皇帝的耳目,转移皇帝的主见,真是不可胜记。又各自结党营私,朋比为奸,陷害公正的大臣。进用正派的大臣,是治世的表征。正派的大臣遭到陷害,是祸乱的先兆。在治乱的关头,不知道应该用谁,导致灾异屡次发生,这是臣觉得寒心的地方。皇上即位已经六年,查验《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追其原因,在于谗臣与奸邪小人得到进用。谗邪之得到进用,是因为皇上疑心太多。已经任用贤人推行善政,一旦有人谗言陷害,贤人就遭到斥退而善政就随之中止。由于主上有狐疑之心,才招来谗贼的口舌;由于主上不能当机立断,才为群小大开了方便之门。谗邪进用必定斥退众贤,群小势盛,正士必然消隐,所以《易经》有不顺利的《否》卦和顺利的《泰》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国政就一天天衰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势就一天天治理。过去鲧、共工、驩兜与虞舜、夏禹共处在唐尧之朝,周公与管叔、蔡叔共居于周朝的官位,那个时候,正邪交替进用,互相毁谤,流言四起,岂能说得完。帝尧、成王能认清虞舜、夏禹、周公的贤能,而进用他们;能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故天下大治,荣华流传至今。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都在鲁国当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国当官,鲁定公、秦始皇把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当作贤人而排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污辱之名流传至今。所以治乱辱荣的关键,在于国君信任什么人。信任的如果是贤人,则关键又在于这种信任必须坚固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以随便转移。’说的是要能笃守善道。《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的是号令如汗,出来就不能反回去。现在发出的善令,过不了一个时辰就又取消,是一种“反汗”现象。任用贤能,未过三旬,即行斥退,是一种‘转石’现象。《论语》说:‘见到不良行为就像将手伸入沸水。’避之唯恐不速。现今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上奏皇帝,认为佞谄之徒不应身居要位,过了一年还不能罢黜。所以出令如同反汗,用贤如同转石,去佞如同拔山,像这样而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一群小人看到了可乘之隙,就大作文章,巧言诋毁,流言和匿名文章,喧哗于民间。所以《诗经》说:‘忧心如焚,却悄然不敢说话,害怕触怒了众多的小人。’(原文:“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实在很容易产生怨恨。过去孔子与颜渊、子贡相互称誉,却不结为朋党;夏禹、后稷与皋陶相互引进提拔,却不相互勾结。为什么呢?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心啊!现在奸佞与贤臣并立于朝廷,他们合党共谋,违善依恶,叽叽喳喳,多次提出耸动视听,陷人于圈套的危险言论,希望能改变主上的心意。可能有一天,主上冒然采纳他们的意见。这就是天地先行发出警戒,灾异重复发生的原因啊!自古明圣君主从没有不实行镇压打击而能使天下治理的,所以虞舜有“四放”的惩罚(流共工于幽州,逐驩兜于崇山,贬三苗于三危,杀鲧于羽山),孔子有两观之诛(公元前496年,孔子为鲁国司寇,杀少正卯于两观之下,即鲁国宫门外之阙门下),然后圣人的教化才能实行。现在以陛下的聪明智慧,如果真能思考天地惩恶佑善之本心,观览《易经》中《否》、《泰》的卦辞,考求周成王、唐尧如何进用贤人,作为法式;考察秦始皇,鲁定公所以衰败的原因以为警戒。稽查祥瑞感应的福祉,灾异对应的祸乱,来审度当世的变化,放逐远斥佞邪之党,破坏解散专事阴谋构陷的集团,堵塞群小钻营的门路,广开进用正人君子的途径,用决断代替狐疑,把犹豫的事情分别清楚,使是非明显,容易知晓,则所有的灾异都将消灭而各种祥瑞都会同时发生,这是太平的根基,万世的大利啊!”石显看到这份奏书,和许、史两大家族更加紧密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

 

柏杨先生曰:刘更生这份奏章,是一封战书,煽动刘奭下手诛杀自己的政敌。满口攻击对方奸佞邪恶,却没有指出奸佞邪恶的事实,或举出奸佞邪恶的例证,而只一口咬定对方是“小人”,自己是“君子”。全篇都是大道理、大推论。我们没有看到石显的皇亲集团如何攻击刘更生一帮,但可以推断,恐怕也会使用同样的语言——一口咬定刘更生一帮是“小人”,而自己是“君子”。这种“小人”“君子”之争,不过刚刚开始闹起,以后越闹越烈,直闹了两千年之久。读者只看到刘更生唾沫横飞,却看不到他所指控的罪行。只看到萧望之的指摘,却看不到皇亲集团什么地方奸佞邪恶,非赶尽杀绝不可。每一个人都用情绪诟骂对手,无怪当皇帝的刘奭,分辨不清谁是“小人”?谁是“君子”?在我们的印象中,皇亲集团不过一群保位固宠的官场混混而已,却只听到萧望之、刘更生一帮,磨刀霍霍。

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孔丘诛杀少正卯的故事。公元前四九六年,孔丘被赏识他的鲁国二十七任国君(定公)姬宋,任命代理宰相(摄相事),掌权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声望很高深得国人尊敬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处决,然后宣布少正卯五大罪状;“一、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民的意思。二、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三、说的全是谎言,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四、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五、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成为一件好事。”(“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种烟雾迷濛的抽象字汇,如果可作为定罪的证据,则凡是有权杀人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把这顶帽子,扣到任何一个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扣到莎士比亚、柏拉图、华盛顿头上,固然适合,扣到孔丘、孟轲、朱熹头上,更是天衣无缝。这桩历史上有名的冤狱,当时就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弹。正主持对上帝大祭的姬宋,在分祭肉的时候,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礼教社会中表示最严重的一种厌恶,孔丘只好逃亡,出奔卫国。在孔丘被尊为圣人之后,这件枉杀无罪的冤狱,竟被儒家学派美化,而且在以后两千年儒家学派当政的日子里,有权大爷只要杀机一动,这件冤狱便会被牵出笼。跟攻击嬴政大帝的情形一样,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没有人敢去追查少正卯被杀真相,而只是异口同声,一致赞扬孔丘杀得好杀得妙。刘更生不过百犬吠声中的一犬而已,以后这种一犬分子,历史上车载斗量,为“无罪不能无刑”,找出儒家学派圣人的论据,使杀人的真凶,心安理得。虽然到了后来,有头脑的儒家学者,忽然发现,总有一天会被有思考能力的人予以揭发,也曾著书立说,为孔丘辩护,誓言他并没有杀少正卯。但已无法挽回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长期毒害,实在是一件遗憾。

 

治国先生曰:弘恭先生、石显先生以及许、史两家外戚,在汉宣帝刘询先生时即已用事,却没有看到他们什么显著的恶迹。刘奭先生一上台,萧望之、周堪、刘更生这些儒家学派的“正人君子”和弘、石、许、史这些太监外戚的斗争,便迅速明朗化并且激烈了起来。柏杨先生指出,这些有一定权势的宦官外戚,目的不过保位固宠而已,并没有搞乱天下、祸国殃民的奸谋诡计。反而是“正人君子”集团先向他们发动进攻,想要排除异已,实现清一色的政治。萧、周等人,未必不是忠君爱国清正廉明的大臣,但他们思想上的致命弱点,却是针对一切人实行僵硬的“两分法”:“一个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不是忠正就是奸邪,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等等。想要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实现五帝的至治和三王的盛世,想要富民强国,建成理想社会,就必须进用君子,远斥小人;对于小人、奸邪、坏人、反革命,敌人等,就要不断地识别、揭发、清理、批判、打击、镇压,永远也没有完。其结果,只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最终必定导致社会大乱。因为君子、小人;好人,坏人等等,从来没有分明的界限和测量的仪器。刘更生先生的长篇大论,都是抽象的议论,笼统的套话,全部是真理,句句是废话,用在外戚和宦官身上固可,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也无不可。这些议论,认真对待,没有可操作性;胡涂接受,适成致乱之源。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弊端,总的情况乃是非不清,不知所指。这个谬种一直流传到二十世纪,形成的祸害登峰造极。

倒是石显先生这些缺乏儒家素养的“衣食小人”,用常识思考,按常理办事,和大儒们斗争,依凭的不过是一两件眼前发生的具体的事例,却使那些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

 

【原文译白】这一年,夏季气候寒冷,日色发青,没有光芒。石显及许、史家族,都说这是任用周堪和张猛的错误引起。皇上内心尊重周堪,可是又担忧谗言的浸润,得不到大家的信任。当时担任安全的杨兴,因有才能得到皇上宠幸,常称誉周堪。皇上想得到他对周堪的帮助,就召见杨兴,问他说:“朝臣对光禄勋周堪都很忿嫉,是什么原因?”杨光是一个奸诈佞巧之人,以为皇上已经疑忌周堪,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迎合皇帝的旨意说:“周堪不但不可在朝廷当官,就是在州里当个地方官也不可以。臣见到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人图谋毁谤离间皇上的骨肉亲情,臣认为罪该诛杀。臣过去的奏书所以认为对周堪不可伤害,是为国养恩啊!”皇上说:“然而此时用什么罪名诛杀他,现在应怎么办?”杨兴说:“臣的愚见,以为可对周堪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不要给他授以实职。明主不失师傅之恩,这是最合适的办法。”皇上于是对周堪产生了疑心。

司尉校尉琅邪人诸葛丰,起初以性格刚直独行特立著名于朝廷,屡次冒犯贵戚,在位的大臣都说他的坏话。后来因为犯了春、夏季逮捕审讯犯人的错误(古人信奉天人感应说,认为春、夏乃万物生长季节,因此仲春“省囹圄”,释放轻罪犯;“去桎梏”,不带刑具,停止审讯,不捕犯人;仲夏改善重犯生活,增加食物供给。春、夏捕人,被认为不顺天行事),徙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的罪行。皇上因此不齿诸葛丰,于是下诏书给御史大夫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为官,多次称赞周堪、张猛。诸葛丰从前担任司隶校尉时,不顺四时,不修法度,专尚苛暴,以获取虚威,朕不忍将他交付狱吏治罪,贬他作城门校尉。但诸葛丰不从内心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举告毫无证据的言辞,揭发难以验证的罪名,或毁或誉,随意而为,后语不顾前言,没有比这更无信的了。朕怜念诸葛丰年老,不忍加刑,现免为庶人!”又说:“诸葛丰举告周堪、张猛缺乏忠贞和信义,朕因为怜惜他们而不予治罪,又爱惜他们的才能还没有报效国家,现降调周堪为河东(郡名,治所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今陕西省兴平县)令。”

 

臣司马光曰: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前誉而后毁,他的动机并不是为朝廷进善去奸,而只是想要结党营私以求得升迁罢了。他也不过属于郑朋、杨兴一流人物,他的刚直又表现在哪里!人君的作用,就是察知美恶、辩明是非,用奖赏劝善,用刑罚惩恶,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假使诸葛丰的话符合事实,他就不应当黜退;假使他的话诬罔,那么周堪、张猛又有何罪!现在双方都加以责罪贬弃,那么美恶何在?是非又何在?

 

柏杨先生曰:刘奭对诸葛丰跟周堪、张猛的处分,使一千年后的司马光感慨,也使比司马光更后一千年的柏杨感慨。这正是官场上流行的“各打五十大板学”:“张三固然是坏胚,李四也不是好东西。”产生这种态度,一个原因是情绪上的不耐,虽然你对了,可是你怎么总是惹麻烦?另一个原因是,智力不能判断谁是谁非,索性左右开弓,图得眼前清净。而且,其中至少有一方是罪有应得。

“各打五十大板学”不废除,和稀泥就成为金科玉律。诚如司马光所言:善恶是非,就永远混沌不明。一个善恶是非得不到公道的社会,必然爆发动乱。

 

治国先生曰:诸葛丰先生开始以性格刚直、独行特立著名于朝廷,多次得罪贵戚便是他刚直特立的表现。以后堕落为郑朋、杨兴一流,却是环境改变人,特别是权力腐蚀人们心灵,改变人们性格的明证。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改造的。”事实比话语更加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人类大量地蜕变为不顾一切地追求财富、权力和名誉这些价值的工具,不但使人成为非人,也使今天的某人迥异于昔日的某人。司马光先生质问:“诸葛丰的刚直表现在哪里!”他竟然不知道环境特别是权力可以使刚直的人变得曲学阿世,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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