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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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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一卷(下)65、赵充国——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军事家;  

2010-02-21 16:21:33|  分类: 《资识通鉴》第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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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赵充国——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军事家;壮哉,盖宽饶!张敞弹劾黄霸,批判礼治;杨恽之死

 

公元前60年     辛酉

西汉宣帝          十五年(神爵二年)

 

【原文译白】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族原有大约五万军民,共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死在黄河、湟水以及饿死的五六千人,计算遗漏以及与煎巩、黄羝一起逃亡的超不过四千人。羌人靡忘等人,口头保证一定将他们擒获,请撤回屯兵。”得到批准,充国整众班师。

充国的好友浩星赐迎接充国,对他说:“众人都认为破羌、强弩两将军出击,斩首、俘虏了大量羌虏,才致羌虏破灭败坏。然而有识之士都认为羌虏形势已经穷困,汉军即使不进行攻击,很快也会自己归服。将军即将进见天子,应归功于二将军出击,‘皇上之见,不是愚臣赶得上。’这样说,对将军也没有损失。”充国说:“我的年纪已老,爵位也到了顶点,岂能为了避嫌,害怕别人说我自夸功劳而欺骗明主。用兵的形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为后世立下榜样。老臣如果不用残生余命,毫无保留地为陛下明言用兵的利害,我死后,谁还会再去说呢!”终于依他的本意回复皇上。皇上很赞成他的计策,便让辛武贤仍回酒泉郡担任太守,赵充国仍任后将军。

 

治国先生曰:上面用了七八千字的篇幅,给读者描述汉朝征伐西羌叛乱的战事。赵充国先生的军事思想、军事部署和军事指挥,和他的六次军事奏书,乃是中国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最光辉的范例。诚如赵充国先生对他的老朋友说的那样:“用兵的形势,是国家的大事,应当为后世立下榜样。”而他所立下的榜样,确实够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军事家”,这些所谓的军事家,无不以歼敌为胜而以多杀为能。“某某将军消灭了若干万敌军”,成为史书津津乐道而被俗众赞佩不已的“功绩”,而孟轲先生“善战者服上刑”的不刊之论,反而被人们以不屑的态度忘得干干净净。

韩信先生、岳飞先生,百战百胜。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的崇高价值,不在于它的战略战术以及它所揭示的战争规律,而在于它所阐明的以仁义为本的军事哲学思想:“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之上者也。”人们耳熟能详诸如“止戈为武”,“以战止战”“以杀去杀”这一类在“以暴易暴”的范畴中兜圈子的说法,而在实践上,却没有什么人像赵充国先生处理西羌叛乱那样,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上面详细记载的史实中,充国先生几乎没有出兵攻战。如不是好战喜功的辛武贤将军和许延寿将军再三上书请战,不懂军事的刘询先生下令同时实行两套相反的军事方案,西羌人民就可以减少六七千人的牺牲,汉兵的生命损失和军需消耗也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充国先生的基本方针是“全师,保胜,安边。”他的基本军事思想是“以全取胜,贵谋而贱战。”这种军事思想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仁”。“仁者爱人”,这里的“人”不只局限于“我”、“自己人”,而且包括所谓的“敌人”,所谓的“夷狄”。在以皇权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把少数民族以及远方国家的人民当人看待的,认为他们都属于禽兽范畴,可以任意攻伐侵略,任意杀戮劫掠。但充国先生明确指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虽与中国不同,但“欲避害趋利,爱亲戚,畏死亡”这些基本人性和中国人是一样的。“敌人也是人”,所以也要尽量减少他们的牺牲,是充国先生最值得尊敬的军事思想。当他率军进入先零部落驻地,先零军民望风而逃时,充国先生坚持迟行缓追,固然符合兵法“穷寇莫追”的原则,然而尽量减少杀伐,不能不说是他的仁者本心。所谓“全军为上”、“全国为上”的“全”,不只是全自己的军、国,也要力求全敌方的军、国,真正做到兵不血刃,化干戈为玉帛。

赵充国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策略家和军事思想家。他的西羌之战,是真正的“军事艺术”杰作。这艺术杰作的材料,不是将士的尸体和鲜血,而是把双方的牺牲都减到最低程度的仁人的善心,以及算无遗策的谋略。他的业绩,使那些“百战百胜”的将帅们黯然失色。

在古代医药极不发达的时代,充国先生长年奔波疆场,西羌之战时已经七十六岁,居然能享八十五岁的高寿。仁者寿,智者乐,岂虚言哉!

 

【原文译白】司隶校尉魏郡人盖宽饶,刚直公清,多次冒犯皇上的想法。当时皇帝正热衷于使用刑法,任用中书官(宦官)。宽饶上奏封事说:“现在圣人的道理日渐衰微,儒家的学说不能推行,朝廷把刑余之人(指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做《诗经》、《书经》。”更引用《易传》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天下为公;三王时代(夏、商、周),天下为家。家天下传位给子孙,公天下传位给圣贤。”封事奏上后,皇上认为宽饶怨恨诽谤,将他的奏书下交俸禄为中二千石的九卿讨论。执金吾认为:“宽饶的意思想让天子禅位给他,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同情悲伤宽饶忠直忧国,认为他词不达意而受到文法之吏的诋毁中伤,上书为宽饶辩解说:“臣听说山有猛虎,藿藜(可以充饥的野菜)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外戚许氏、史氏那样的亲属,下无像近臣金日磾、张安世那样的依托。身负督察奸滑的职责,直道而行,仇家多而知交少。上书奏陈国事,有司弹劾以大辟之罪。臣有幸列名在诸大夫之末,任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皇上不听。九月,将宽饶下交狱吏查处,宽饶用佩刀自刎于北阙下,众人没有不哀怜他的。

 

治国先生曰:生不逢时的盖宽饶先生,不仅直接批秤刘询先生重用宦官,对天下实行苛法虐政的专制统治,而且矛头直指家天下政权的合法性,触及了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对此最不能容忍的自然莫过于专制政权这个赃物的占有者刘询先生。他把奏书发下去让九卿讨论,用意非常明显。执金吾及时领会了主人的意图,立即像猎犬一样猛扑上来,指控宽饶先生想叫皇帝禅位给他,入他于大辟之罪。郑昌先生为他辩护,寥寥数言,已使宽饶先生的忧国之心,死节之义,生不为己,光明正直的形象跃然纸上。但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一条铁则。刘询先生做贼心虚地迫害盖宽饶先生,我们并不意外。在这样黑暗专制的时代,竟出现了盖宽饶先生这样浑身光明的人物,用他的生命,发出“天下为公”的呐喊,确实令后世的人们惊奇和赞佩。他像暗夜的一颗流星,用自己的生命放射出了瞬间的光芒!

 

公元前55年     丙寅

西汉宣帝          二十年(五凤三年)

 

【原文译白】春,正月,癸卯,博阳定侯丙吉逝世。

二月,壬辰,任命黄霸为丞相。黄霸的长处在于直接治理人民,当了丞相后,政绩和名声都不如担任郡守时。当时京兆尹张敞屋舍的鶡雀飞集丞相府,黄霸认为是神雀,便商议要奏闻皇帝。张敞就向皇帝弹劾黄霸说:“臣私下看见丞相约同中二千石、博士,共同询问各郡和封国派来呈进计簿的长史、守丞,有关为民兴利除害以及推行教化的事情,要他们逐条答对。凡是说他们能使农夫不争田界,男女不混杂走路,道路不拾遗物,以及能举荐孝子、贞妇的,都列为第一等成绩,先行上殿接见。那些能举出事实但不能确定人数的,列为第二等成绩。凡不能说出教化成绩的都列为末等。他们向丞相叩头谢罪,丞相口虽不言,但心里却想使各郡国都能像第一等那样。在长史、守丞应对时,臣张敞的屋舍有鶡雀飞到丞相屋上,丞相以下几百人都见到了。从地方来的官员大多知道鶡雀是什么鸟,但是问他们,都假装不知道。丞相准备把这件事上奏皇上说:‘臣询问郡国呈报计簿的长吏、守丞有关兴教化的条目时,皇天派下来神雀。’以后知道鶡雀来自臣张敞的屋舍,才没有这样做。郡国官吏私下里笑话丞相宽仁厚德、有智慧谋略,只是有些迷信稀奇古怪的事情。臣张敞不敢毁谤丞相,实在是怕群臣不敢向皇上禀告这件事,而长史、守丞又害怕丞相的旨意,回去后舍弃法令,各依私拟的教化标准,专在法外增加要求,使淳厚的风气浇薄,朴实的习俗散失;大家只追求虚伪的外表,有名无实;正常的行为法令,反而倾覆摇动,懈怠不举;严重的甚至流为妖妄。假使命令京师率先实行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事实上无益廉贪之分,贞淫之别,却以伪善为天下先,这固然不可。就是诸侯先这样做,使得虚名满京师,也不是小事。汉朝继承秦朝的敝败,适应形势,进行改革,制定律令,用来劝善禁恶,系统周详,不可再有增加。应该命令显贵的大臣明确告诫那些长史、守丞,回去后告知那些二千石的官员,推举三老(教育官)、孝悌(伦理官)、力田(农业官)、孝廉(读书人)、廉吏,一定要物色适当的人选,郡国的各种事务,都要以法令为准则,不得擅自增加其他条款教令;敢有挟持诈伪、盗窃名誉的,必定首先受到刑戮,以规范明示好恶的标准。”天子嘉奖采纳张敞的意见,召集呈报计簿的官吏,派侍中按照张敞的意旨前往告诫他们。黄霸非常惭愧。

 

治国先生曰:中国人对于张敞先生,妇孺皆知的无非是他给妻子画眉的故事。其实上面那段弹劾丞相黄霸先生的言论,才是他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东西。

西周时期是礼治的顶峰时代,也是礼治走向衰落,出现了礼坏乐崩颓局的时代。礼治的兴盛,有自身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原因。那时农业生产已很发达,但商品交换尚处于逐渐发育阶段,财富的主要形式是粮食、布帛、器具、房屋、武器这一类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财富的使用价值形态,限制了对财富的占有和贪婪的心理,在适合的文化背景下,就表现为淳朴礼让的社会风气,表现为古代社会最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这种风气在周朝的根据地歧山一带已得到蓬勃发展,并且迅速扩大,以致当时中国三分之二的诸侯都模仿效法。时机成熟后,终于演变为消灭殷纣统治的周武革命。经历了周公姬旦先生的制礼作乐,遂使完善的礼治在全中国推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出现,并且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成熟形态:体积小,容易擕带贮存,价值高,得到普遍确认。成熟形态的货币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使财富抽象化,从而使得无限地占有财富成为可能。这种无限占有的现实和欲望,大大超出了个人或者家庭实际需要的范围,导致淳朴的风气浇薄离散。自私贪婪、争斗不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明确界定,礼治时代必定要让位给法治时代。

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却非常漫长,几乎经历了三千年,尚未彻底完成。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礼治和法治的斗争从未间断。

法治的本质是界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确定人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力之间的界限,而不是像古代法家那样把法律作为压镇人民和维持统治的工具,看做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表现。中国的法家学派,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表现了社会对法治的要求,本质上仍然是“礼治”的法律表现形式。战国时的法家和儒家出于同一源头。礼治的特征是其内容和形式的不确定性,常常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或观念文化统治的形式。商鞅先生的法律在一定范围内固然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普遍的约束力,但在君主的意志下,它随时都具有任意的性质,以致于商鞅先生自己最后也难逃劫运。

在一个利益分立、生存竞争、对财富可以无限占有从而贪婪的心理像洪水一样泛滥的条件下,“耕者让畔”是有条件的,而“寸利必争”却是普遍的。唯有明确的、具体的、详尽的法律和公正的执法才能维持良好的秩序,把争权夺利的后果限制在破坏最小的范围。但是囿于礼治传统的中国人,却轻视公正的执法和法律的完善,而热衷于在法律之外树立道德风范,或者确定打击目标,其恶果不仅是“以文乱法”,而且形成伪善造假的风气,和类似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混乱局面。二十世纪后半期,政府不断地越出法律范围,采取搞运动的方式,一会儿号召人们学习某一道德模范,一会儿号召人们批判、斗争、打击某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作法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大部分都是直接违背法律的。劳民伤财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果,不仅仍然只有一个大寨,还出现了“破坏农业学大寨犯”这类荒唐的事情。以礼治代替法治,不仅造成了虚浮伪善和说假话的恶劣风气,同时也使社会上充满了“你不斗他,他就斗你”的乖戾气氛。

不仅如此,就是二十世纪修改了几次的根本大法中,也包涵许多“礼治”痕迹,充斥着诸如“革命”、“反革命”、“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主义”,“思想”,“理论”等等这类抽象的、极不确定的、可以做出各种解释的概念。

张敞先生弹劾黄霸先生的一段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用法治批驳礼治的言论。他为什么给妻子画眉?因为画眉不违犯法治精神和任何法律条文啊!

 

公元前54年     丁卯

西汉宣帝          二十一年(五凤四年)

 

【原文译白】杨恽(杨敞之子、司马迁之外孙,两年前失去侯爵)失去爵位以后,以平民身份在家经营产业,以增殖和消耗财富自求娱乐。他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给他写信,劝谏告诫他说:“大臣免职贬退以后,应当闭门谢客,恐惶畏惧,表现出一付可怜相。不应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杨恽是前宰相杨敞之子,有才能,年少时就显名朝廷,只因一时以语言暖昧(“言论罪”,被廷尉定为“有怨恨情绪,散布恶毒攻击的妖言,大逆不道”)被贬官废爵,心中不服,于是回报孙会宗书信说:“我私下里自思,犯下的罪过已经够大,品行也已经亏损,只打算安心当个农夫,度过此生罢了。所以亲自带着妻儿,努力耕田种桑。想不到竟因此而遭到讥评议论!人的性情中有些不能克制的东西,圣人也不能禁止。所以君主和父亲虽是至尊至亲的,但为他们送终守丧,也有一个完结的期限。臣获罪已经三年,田家耕作本极劳苦,逢年过节,初伏腊日,烹羊、炰羔,备一斗酒慰劳自己,酒后面赤耳热,仰天击缶,呜呜呼呼,吟唱一番,歌辞曰:‘田彼南山(在南山耕田),芜秽不治(荒草太盛,田园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种一百亩豆子,豆子掉光,光剩下豆筴)。人生行乐耳(人生当及时行乐),须富贵何时(等待富贵,那要到什么时候)?’这自然是太荒淫无度了,我却不知道有什么不对。”还有一件事,就是杨恽哥哥的儿子安平侯杨潭对杨恽说:“平通侯(杨恽原来的封爵)罪过轻微,又有功劳,将会再度起用。”杨恽说:“有功劳算什么!不值得为县官(指皇帝)尽力。”杨潭说:“县官确实如此。盖司隶(司隶校尉盖宽饶)、韩冯翊(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很尽力的官吏,但都加一个罪名诛杀了。”适值发生日蚀,有一名当“驺马猥佐”的小吏“成”,上书告发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悔己过。日蚀的天变就是杨恽造成的。”皇上将“成”的奏章下交廷尉查证核实,找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书信,宣帝见到后非常憎恶。廷尉判决杨恽应定罪“大逆无道”,处以腰斩;妻、子流放到酒泉郡。杨潭罢为庶人。那些身有官职而与杨恽交好的人,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等,全部免除了官职。

 

柏杨先生曰:原版《资治通鉴》,有张晏对杨恽那首歌词的诠释。看了之后,毛骨悚然。张晏的诠释是:“‘南山’是很高的地方,象征皇帝,而竟‘一片荒芜,没有人照料’,显然在攻击皇帝昏乱。‘一顷’是一百亩,比喻政府中的文武百官。‘豆子’本是很结实的东西,代表忠贞,应该放在仓库之中,却沦落到旷野,譬喻杨恽的被罢黜放逐。‘豆茎下垂’,曲而不直,暗示政府官员,都是谄媚之徒。”

张晏是什么时候人,以及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仅从他对杨恽这一首歌词的诠释,便可了解文化杀手的可怖。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下的统治者,或以统治者自居的大小官僚,一旦触及到对文字的解释,想象力的丰富,着实惊人,就像台湾北海岸的“疯狗浪”,势不可当。阿 Q因为自己是秃子,只不过对“光”“亮”敏感而己。张晏竟能从一首普通的歌词里,找出足以使作者毁灭的罪证,这种本领,如果用到科学研究上,中国该有多大的进步?却偏偏用到文字狱上,正说明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灾难,泉源何在。

 

治国先生曰:杨恽先生犯下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欲加之罪”。为什么刘询先生和他的司法走狗们,要加罪于杨恽先生?因为杨恽先生在免官之后不肯做出惶恐惧怕的可怜相,夹着尾巴做人,坚持独立的人格和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治产业,通宾客”,而且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称誉。在给孙会宗先生的信中,这种不羁的性格更是跃然纸上。柏杨先生对张晏先生的诠释感到毛骨悚然,但张晏先生的诠释,却正是刘询先生的想法。因为刘询先生心中有鬼,别人(特别是那些受到他排斥的人)说什么,他最容易对号入座。看一看张晏先生对那首歌辞的附会解释,没有任何理由证明那是杨恽先生的想法,他经不起问一个“为什么?”但却有充分的事实,说明那“解释”针对的,正是刘询朝廷的弊病和危机。二十世纪极左路线的文化打手姚文元先生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先生的批判,无疑对邓、吴、廖三位先生都是诬陷栽赃,血口喷人;但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却是句句中的。“文字狱”、“以言治罪”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你无意间说出了统治者的隐秘,使他们惊慌于自己的疮疤被揭,“机密”泄漏,于是恼羞成怒,迁怒于人。在专横、暴虐和诬陷的背后,正是他们的罪恶、愚昧、腐烂和心虚胆怯。“从背面看”,真相无不历历如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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