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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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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一卷(上)27、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关于“礼”的评论;  

2009-10-30 09:10:44|  分类: 《资识通鉴》第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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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关于“礼”的评论;

刘邦身陷白登之围;贯高因人格受辱,谋刺刘邦

 

【原文译白】高帝全部废除了秦朝苛刻繁琐的礼仪法规,力求简单易行。群臣饮酒争功,喝醉了就狂呼乱叫,拔剑击柱,高帝越来越厌烦。叔孙通对皇上建议:“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召鲁国儒生,和臣的弟子共同制定朝会礼仪。”高帝说:“不会很困难吧?”叔孙通说:“五帝的音乐相异,三王的礼仪不同。礼仪,就是依据时世、人情的变化,节制人的行为,修饰人的仪表。臣愿尽力采用古代的礼仪,参考秦朝的礼仪,制定出新的礼仪。”皇上说:“可以试办。一定要容易掌握,特别要考虑到我能实行。”

于是叔孙通奉派到鲁国,征召鲁儒生三十余人。有两个儒生不愿去,说:“先生事奉的主子将近十个,都当面谄谀,得到亲信尊贵。现在天下初定,死者没有埋葬,伤者没有复原,又想制定礼仪乐章。礼、乐的兴起,需要积德百年然后才有可能啊。我不忍作先生想作的事情。先生赶快去,不要玷污了我。”

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不通世务的儒生,不懂得时势变化。”于是与所征三十人西行,和皇上左右有学术修养的人以及他的弟子一百余人,在郊外用绵索和茅束,演练礼仪。一个多月后,对皇上说:“可试着观看了。”皇上使儒生们行礼仪,说:“这个我能办到。”于是命令群臣练习。

 

公元前200年   辛丑

西汉高祖        七年

 

【原文译白】冬,十月,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皆来朝贺。天亮前,谒者主持朝见礼仪,依次引导进入殿门,排在东面,面朝西,侍卫官沿着台阶布岗,并排列站在朝廷中,都手执武器,旗帜招展。皇帝将出,为他传呼警戒,辇车从寝宫出来。谒者导引诸侯王以下至年薪六百石的官吏,按次序向皇帝恭奉祝贺,没有人不振恐肃敬。朝拜完毕,再设置须遵守严格礼法的“法酒”。那些陪侍皇帝坐在殿上的人,都弯腰低头,依尊卑次序起身向皇帝献酒祝寿。敬过九次酒,谒者宣布宴会结束。御史担任执法,所有违犯礼仪的,就让他离席。从朝会开始直到酒会结束,没有人敢于喧哗失礼。于是皇上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了!”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柏杨先生曰: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贵、对已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三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二十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睢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十一世纪,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小,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原文译白】最初,秦国兼并天下,接收了六国礼仪,选择采用其中尊崇君主、损抑臣下的仪式,保存下来。及叔孙通制定礼仪,对古代及六国的礼仪有很大增减,大抵沿袭秦朝的礼仪,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宫室、官名,很少改变。秦朝礼仪的书,后来与秦律、秦令一块收录,藏在法官府中。法官们又不外传,臣民们就没人再说起了。

 

臣司马光曰【译白】:礼这件事情太大了。用在个人身上,动静合乎法则,各种良好品德都能养成;用在家庭,则内外有别而九族和睦;用到乡里,则长幼的辈分清楚,习俗教化美好;用到国家,则君臣上下有次序,政治上有成就;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纪律纲常也都整齐端正;岂只是桌面上、座席上、门户庭院之间,依靠礼仪而不致紊乱啊?以汉高祖的明敏豁达,看到陆贾的《新语》而屡次称善,看到叔孙通的礼仪而叹息欣赏;然而他之所以不能与夏、商、周三王比肩,缺点在于不学习。当时如能得到大儒辅佐,和他一块以礼治天下,他的功业岂止这些?可惜啊,叔孙通的器识太小了!仅仅窃取了礼的糟粕,依从于当世,附和于俗务,邀功取宠罢了。这就使先王的礼,沦没而不振,直至当今,岂不是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扬雄先生讥评说:“过去鲁国有位大臣,历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样才算是大儒呢?’回答说:‘叔孙通想制定君臣的礼仪,在鲁国召请儒生,不应召的那两个人就是大儒。’问:‘如果这样,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希求诸侯聘用就是错的了?’回答说:‘孔子希求诸侯聘用,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放弃自我而依从别人,虽有规矩、准绳,又有什么用?”扬雄先生说得好啊!作为大儒,岂可毁弃自己的规矩、准绳而追求一时的功名!

 

柏杨先生曰: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进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又不知道他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四百四十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六十七年。商王朝六百六十二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八百七十九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四百一十一年,不比“三王”逊色。儒家系统看来,“大儒”是一个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才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治国先生曰:“礼”是什么?这是一个自从周王朝东徙洛阳、礼坏乐崩将近2800年以来从来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周公姬旦先生制礼作乐时,礼制、礼教,礼仪是统一的。一旦礼坏乐崩,礼就从包括制度、教化、礼节仪式、行为规范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分解为同名而异质的各个部分。学者囿于所学,各执一词而莫衷一是。像叔孙通先生和那两个不肯应召的儒生,互相鄙薄,他们对礼的本质的理解,完全相反。“礼以节人”,礼的主要作用是节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问题的实质在于,节制什么人?在孔子时代,他强调君、臣的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规范的是君主对臣民的态度。而且从来都是“礼不下庶人”。这就很清楚地显示出了礼的本质,就是“节制统治者”。礼坏乐崩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对臣、民不尊重,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基本人权,不尊重他们的利益。礼坏乐崩的两大典型事件,一是姬胡先生(周厉王)取缔人民的言论自由,对人民的言论采用监视和以言治罪的恶劣作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2800多年;二是姬宫涅先生(周幽王)在烽火台上戏弄诸侯和臣民,从此使上层统治者所谓的“信誉”变成了一堆狗屎,经历了两千七、八百年,仍然很难恢复。

古代的夏礼、殷礼、周礼,互相承袭而又各有创新,所以商鞅先生说,“三代不同礼而王”。成汤取代夏桀,随之殷礼取代了夏礼;周武取代殷纣,随之周礼取代了殷礼。但这却不是若干名读书博学的君子坐议立谈所能完成的。殷礼和周礼的形成,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积德累善,权衡取舍,然后才形成规范。以周礼为例,至少经历了姬亶父(古公)、姬季历(公季)、姬昌(周文王)、姬发(周武王)的成功实践,到姬诵(周成王)时,才由周公姬旦将它体系化、规范化,谓之“制礼作乐”。那两个不肯应召的儒生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叔孙通先生讥嘲他们迂腐不通世变,两个儒生则认为叔孙通的行为太卑污,简直就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

叔孙通先生的动机就是通过朝会、法酒之类的礼仪,确立君尊臣卑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宫廷秩序和思想文化。周礼要体现君主对诸侯和臣下的尊重态度,来换取诸侯和臣下的忠心,君主实行起来也颇繁琐。刘邦先生不耐烦这一套,要求适合他的水平和性格,必须简便易行。他的这些想法,在秦朝的朝会礼仪中都已得到成功体现。秦朝对六国礼仪进行了本质改造,把“君使臣以礼”的仪式全部抽掉,换成尊君抑臣,使臣下极尽屈辱的一套动作。通过这些仪式的反复演练,臣子们从行为到精神就一天天走向彻底的奴化。

司马光先生幻想,当时刘邦先生身边如果有一个大儒辅佐就好了。刘邦先生早就羡慕嬴政先生当皇帝的威风八面,他岂把儒家的理想放在眼里?莫说一个大儒,就十个大儒,岂能改变刘邦深入骨髓的皇权专制主义。当一个小小亭长时就对皇帝的权威垂涎三尺,鏖战八年方才到手的那一把椅子,岂能因一个大儒便轻易撒手。司马光先生无疑是宋代的大儒,他能使阅读《资治通鉴》的赵顼先生(宋神宗)实行三王的礼乐吗?

“礼失而求诸野。”叔孙通先生死后1500多年,在“化外之邦”的欧洲,民主、人权的观念和制度逐渐形成,孔夫子所向往的“制礼作乐”,以崭新的面貌在西方渐成气候。怪不得他老人家曾无奈地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原来他早有预感。可叹已经习惯于皇权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某些中国人却一再坚持:“西方的民主、人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这是确实的。民主、人权、自由、经济平等这些已成为现代潮流的人类共同理念,和皇权专制主义以至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原文译白】高帝率大军北上攻击韩王信,在铜鞮大破韩军,斩杀韩王信的将军王喜。韩王信逃亡到匈奴。白土(今陕西省神木县)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原赵国苗裔赵利为王,收聚韩王信的败兵散卒,与韩王信及匈奴谋划攻击汉军。匈奴派左、右贤王率一万余骑兵,与王黄等屯驻广武(今山西省代县)南,直到晋阳(今太原市)一带。汉兵发动攻击,匈奴一次次败走,以后又屯聚一起。汉兵乘胜追击,正逢天气大寒,天降大雪,士卒手指被冻坏的占十分之二三。

高帝居在晋阳,听说冒顿住在代谷,想要发动攻击。派人侦察匈奴实力,冒顿把壮士、肥壮的牛马都藏起来,所见都是老兵弱卒和瘦弱的牲畜。先后十来批使者,都说匈奴可以攻击。高帝再派刘敬(即娄敬,赐姓刘)出使匈奴,还没有回来,汉兵三十二万全部向北追逐匈奴,越过了句注山。刘敬这时回来,报告说:“两国相互攻击,常理应夸耀自己的长处。现在臣往侦察,只看见病瘦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故意让我们只见其短处,埋伏奇兵以争取胜利。愚见以为,对匈奴不可发动进攻。”这时,汉兵已经出动。高帝大怒,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的俘虏,凭耍嘴皮子当了官,今天又胡说八道,扰乱军心!”给他戴上刑具,拘禁在广武。

高帝先到平城,后军尚未到达,冒顿展开精锐四十万骑兵,把高帝困在白登。整整七天,包围圈内外的汉兵不能相互救援,饷运也互不相通。高帝用陈平秘计,派使者从间道赠厚礼给阏氏。阏氏给冒顿说:“两国君主不应该相互围困。现在就是得到汉的土地,最后也不能住下去。而且汉的国君也有神灵保佑,单于要慎重考虑啊!”冒顿已与王黄、赵利约定会师时间,而王黄、赵利军不来,怀疑他们与汉军有谋,于是解开包围圈的一角。刚好天降大雾,汉派人往来其间,匈奴没有觉察。陈平命令强弓手弦上多加两支箭,向着外面,护卫高帝从解围一角冲出。高帝出了重围,想要加鞭急驰。太仆滕公坚持缓辔徐行。到了平城,汉大军也已来到。匈奴骑兵于是解围而去。汉也罢兵而归,命樊哙留下平定代地。

高帝来到广武,赦免刘敬,说:“我不用先生之言,被困平城。我已将前面十个使者都杀了!”封刘敬二千户,关内侯,号建信侯。高帝路过曲逆,说:“好大的一个县城!我走遍天下,就见洛阳和这个县城最大。”改封陈平为曲逆侯,把全县都给他作食邑。陈平跟随高帝征伐,六出奇计,每每增加封邑。

 

柏杨先生曰:陈平用什么方法,使栾提冒顿解除白登城一角的包围,是千古一大秘密。史书记载匈奴汗国皇后(阏氏)的那段话,丝毫没有说服力量。而赵军爽约,即令跟西汉军勾结,也不会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如果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解开城墙一角之围,难道优势就可恢复?胡三省说:“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礼,故秘而不传。”更属匪夷所思,史书上斑斑可考的诡诈血腥,诸如刘邦要喝他爹的肉汤,难道不失中国之“礼”?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内容,但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地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否则,匈奴不会平空网开一面。

然而,刘邦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在白登之役后,了解自己力量有限,不急图报复,又向娄敬当面道歉,厚加酬报。比起以后历史显示的,像杨广在边疆丢脸之后,力求争回面子,为全国人民以及为他的王朝,带来死亡(参考六一四年)。像袁绍,当田丰劝他不可攻击敌人时,恼羞成怒,把田丰处决(参考二○○年)。刘邦,固一代英豪,使人击掌。

 

治国先生曰:柏杨先生认为:“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内容,但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这和胡三省先生所说“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礼,故秘而不传”是一回事情。胡先生所说的“礼”,事关刘邦先生的面子。

治国先生为刘敬先生碰到刘邦先生这位开明君主而庆幸。可以想到刘敬先生出使匈奴归来,把他觉察到的潜伏危险向刘邦先生汇报,刘邦先生求胜心切,情愿相信前十名使者关于匈奴不堪一击的判断,对刘敬的说法十分恼火。以今揆古,他动员前十名使者对刘敬先生批判斗争,随后关入监牢。这时,他们都是正确的左派,唯有刘敬先生错了,是畏敌如虎的右倾机会主义。当事实证明了刘敬正确时,20世纪中国的作法是:把刘敬从牢中放出,宣布为他平反。但要他认识,当时关他是对的,今天放他也是对的。至于那十个使者提供的错误情报,导致刘邦先生作出错误决策,不过是“交了学费”。他们有的升了官,有的受了赏,一律有效。先前刘敬错了,后来发现把刘敬批错了,关错了。人们只看到一连串错误。但就事情本身来说,究竟谁是正确的?对20世纪聪明了二千年的中国人来说,生活中有没有正确的东西、有没有真理并不重要。他们绝不会像刘邦先生那样,对刘敬承认自己错了的同时,肯定刘敬是对的,不仅将刘敬封为二千石,还杀了那十个左派。这多不安定,而又何苦呢?

 

【原文译白】十二月,高帝回京师时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张耳之子,刘邦之婿)行女婿的礼仪,表现特别谦卑。皇上采用极为轻侮的箕踞(伸开两腿,形如簸箕)坐姿,对张敖肆口谩骂。赵国丞相贯高、赵午等都非常愤怒,说:“我们的国王是一位孱头王!”对赵王说:“天下豪杰一同起义,能力强的先立为王。现在大王事奉皇上,恭谨到极点,而皇帝却十分无礼;我们请示为你将皇帝杀了。”张敖把指头咬出血来,说:“君为何说出这样的错话。先人亡了国家,依赖皇帝才得复国,皇帝的恩德将要子孙相传。即使最细微的东西,也都凭借皇帝之力。愿君不要再说出口!”贯高、赵午相互商量说:“这就是我们的不是了。我们国王是忠厚长者,不背叛别人的恩德。而且我们的原则是义不受辱。现在皇帝侮辱我们国王,所以我们要杀他,为什么要陷大王于不义?事情成功,好处归于大王,事情失败,我们独自承担责任。”

 

治国先生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对个人都是只讲德、才,不讲人格。人格是平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超越于政治特权和贫富差别之上,坚持自己作为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在人的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这是人在天地之间的平等,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呱呱坠地时即已获得的平等。贯高先生、赵午先生坚持这种人格平等,就是坚持个人生命的尊严。他们坚持古代“君使臣以礼”的原则。君对臣无礼,臣对君就不是不忠的问题了。孟轲先生有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刘邦先生的威武,不能使贯高先生的精神屈服,他身上闪光的正是这种人格尊严的大丈夫气概。贯高等人如果成功,是刘邦先生咎由自取;贯高先生即使失败,其人格的光辉仍将照耀千载。

 

【原文译白】春,二月,高帝回到长安。萧何建造未央宫。皇上见宫殿修得甚为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动乱,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为什么修造宫室这样奢侈?”萧何说:“正因为天下未定,所以才利用机会建造宫室。而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不壮丽就不能显示威严,也不能使后世的建筑有可能超过它。”皇上才转怒为喜。

 

臣司马光曰【译白】:王者以仁义为华丽,道德为威严,没有听说以宫室镇服天下啊!天下未定,应当克已节用抓紧解决人民的急困,相反却以宫室为先,岂能说知道什么是当务之急!过去夏禹的宫室很简陋,而夏桀建造高大的倾宫。创立基业,垂范后世的君主,躬行节俭给子孙作样子,后世尚且追求过分奢侈享受,何况给后代树立一个奢侈的先例!说什么“不要让后世有可能超过”,岂不太荒谬了。到了孝武皇帝(汉武帝刘彻),终于以宫室建筑使天下疲惫,未必不是由萧何首开其端。

 

柏杨先生曰:大乱之后,立即为君王修建豪华宫殿,使人扼腕。然而,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稍微过得去,还要买栋新屋,布置新房。皇帝大权在握,扩张住处,正是人之常情。传统知识分子对皇帝兴筑宫殿,十分敏感,史书上频频记载反对的言论,目的虽然是盼望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也显示它太不切实际。太不切实际的理念,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结果简单阴暗的建筑物,直到今天仍挤满每个角落。

 

治国先生曰:萧何先生借大造华丽宫殿拍刘邦的马屁,差点挨了一蹄子。刘邦先生继承了秦朝皇权专制主义的遗产,仅仅在压迫的程度上由暴虐转为开明,但由李斯先生总结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却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三项基本原则的第三条就是最高统治者要任意所为,尽情享受。这条原则得到了由各级官员组成的鲨鱼群的衷心拥护。盖只有皇宫建造得十二分奢侈,萧何先生的丞相府才能显得“简陋”;对老百姓而言,整个官僚系统才能全体奢侈。

司马光先生的评论,从道理上讲是对的,但在皇权专制下,有什么力量足以制约皇帝的聚敛和财政开支呢?诉诸于皇帝的道德水平,希望他们时时以夏禹为榜样,和希望贪官们都成为道德模范一样幼稚。两千年没有从理念上和实践上提出限制皇权的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浑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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