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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先生的博客

欲使文章通造化 息心下意气浩然

 
 
 

日志

 
 
关于我

党治国先生,193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党家村。1954年以陕西榜首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打成右派,当农民2年,矿工10年。“文革”中判刑20年。1986年陈祖芬在《理论狂人》中推出了作者的共有制理论。重要著作有《理论 信仰 现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半个地球一个世纪的迷雾》、《埋没的思想》、《和谐社会》、《天赋私产宣言》、《科学的良心》、《陕北民企调查》、《人的发现与自觉》以及诸多杂文、时评与随笔。反思中国历史的巨著《资识通鉴》,140万字。先生2004年1月皈依基督,2008年4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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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识通鉴》第一卷(上)34、关于季布质问皇帝的议论,排斥贾谊,  

2009-11-05 14:13:22|  分类: 《资识通鉴》第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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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关于季布质问皇帝的议论,排斥贾谊,

周勃系狱,币制之弊

 

公元前176年    乙丑

西汉文帝        四年(前元四年)

 

【原文译白】皇上召见河东郡守季布,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有人说他勇敢、酗酒、难以接近。季布来到长安后,在宾馆等了一个月,又让他原回河东。季布因这事晋见文帝说:“臣无功而得到宠信,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一定是有人用有关臣的假话欺哄了陛下。现在臣到了长安,却没有任命,让臣原回河东,一定是有人说了臣的坏话。陛下因一人之誉而召臣,又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到这件事,就看出了陛下的深浅了。”皇上默然良久,面有愧色,说:“河东,是我的股肱要郡,所以我特别召见君啊!”

 

王夫之先生曰【译白】:以一人之誉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毁而遣季布,天下将看到文帝的深浅。即使这样,又算什么缺点?人主据有不可测度的作威作福的大权,岂在乎天下不能见其深浅!季布因为没有得到提升而悻悻不乐,向上诘责人主以逞一时快意,就已说明他不能胜任御史大夫;好酒使性而难以接近,已经自我暴露而不可掩盖了。文帝失在轻率地召见季布,而非失于终于不用季布。慎重任命大臣而不怕纠正错误,听到不同意见,推迟一个月,察知其言非虚,默然良久然后说:“河东是我的股肱要郡,所以特别召见君。”这正是培养臣下羞耻之心,并非自己惭愧。如果是惭愧的话,应该惭愧轻率地召见季布而愧其知人不早。

 

柏杨先生曰:王夫之认为,季布忿怒他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至为明显。我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季布忿怒他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他之有足够的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至为明显。所谓“逞一时之快”,是王夫之的判断,不知有什么根据?领袖是何等的厉害角色,顶撞稍微过火,轻者丢官,重者丧命。而季布却无畏地提出抗议,这种胆量,足以把奴才型官崽活活吓死,正是最高监察长应具有的最高素质。依王夫之之意,大概要季布像一条狗一样的驯服。主人吆喝一声即来,再吆喝一声即去。委屈不敢申诉,困惑不敢请求解释,任凭有权大爷摆布,除了叩头外,不出一声。在“大儒”这种自己糟蹋自己人格和尊严的教育下,官场中到处都是软体动物。类似季布有个性的质问,遂成为绝响。

 

【原文译白】皇上提议任命贾谊担任公卿要职。许多大臣数说他的缺点:“出身洛阳平民;年纪轻轻,不过刚学了一些皮毛;很多事都会被他干扰搞乱。”于是天子以后就疏远了他,不采用贾谊的建议,任命他为长沙王(吴差)的师傅。

 

治国先生曰:先有季布的罢归,后有贾谊的疏远,证明刘恒先生确实是个软耳朵。季布尚气任侠,正直敢言,是御史大夫最合适的人选,左右大臣却以好酒使性,难以接近为由极力反对,甚至把勇敢这一条优点也说成他的缺点。在皇权专制下,说真话的勇气更难于战场杀敌的勇气。但是专制统治者的周围总会麇集一批既得利益的鲨鱼群,他们第一怕的就是正直敢言、不畏权势的御史大夫,所以千方百计地排挤季布先生。他们第二怕的是贾谊先生这样年轻有为,识见超群而又出身平民,了解下情的竞争对手。刘恒先生本来对贾谊先生十分欣赏信任,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回要提拔他到三公九卿核心决策层的岗位上,立即引起鲨鱼群的警觉和激烈反对。他们所说贾谊的三条缺点,恰恰都是他的突出优点。

1.“出身洛阳平民。”了解下情,性格纯朴,没有沾染官僚贵族的腐朽和官僚习气。

2.“年轻轻轻,不过刚学了一些皮毛。”年轻有为是他最突出的长处,本年他才二十四岁。说他刚学了一些皮毛,则是毫无根据的贬低。看一看传下来的贾谊先生的两篇文篇《过秦论》、《治安策》,不只刘恒掌权的时代无人可比,就是整个汉朝以至于今,其识见、文采也都少有其匹。大臣们的成见是:因为年纪太轻,所以只能学一些皮毛。这话虽说的贾谊,对于当年二十六岁的刘恒先生也是一种暗示和挫折。

3.“很多事都会被他干扰搞乱。”汉承秦制,存在的问题正多,急需改革弊政和制度创新。三年前贾谊先生就提出“兴礼乐”——进行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当时刘恒先生因为刚登上皇位,政权尚未稳固,许多事情也没弄明白,所以谦辞未行。本年欲任命贾谊先生以公卿要职,可能原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既得利益的鲨鱼群却是最反对革除弊政和制度创新的,通过语言变换,他们把贾谊先生这一难得的优点说成了缺点。

对于专制制度下的特权利益集团,贾谊的危险更超过季布百倍,所以关于贾谊先生的坏话,不知有多少人在刘恒先生面前重复了千百遍。结果不但使刘恒先生改变了提拔重用的初衷,连原来的太中大夫也保不住,反而把他贬到狭小偏僻的长沙国去了。

排斥平民出身的人、年轻有为的人和立志革除弊政、创新制度的人,从此成为专制制度下人事制度的原则。在这种僵死的人事制度下,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创新,特别是要从专制制度内部生长出民主制度来,比希望蚂蚁“进化”成人类还要困难。

 

【原文译白】绛侯周勃回到了他的封国,每逢河东郡的郡守和郡尉巡行来到绛县,周勃心中畏惧,害怕被杀,经常身穿铠甲,命令家人手持兵器,才和郡守、郡尉相见。以后有人上书皇帝,告周勃谋反,下交廷尉查办。廷尉逮捕了周勃进行审问。周勃心里恐惧,不知道如何回答。狱吏开始对他诟骂凌辱。周勃对狱吏行贿一千斤黄金,狱吏于是在书写狱词的“木牍”背面写了一句话暗示他:“以公主为证。”公主是文帝之女,下嫁给了周勃的儿子周胜之。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反叛事实。文帝朝见太后,太后用头巾摔向文帝说:“绛侯开始诛灭诸吕,身系皇帝的玉玺、印信,统率北军,不在那时造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县城,反而想造反吗?”文帝已经看到绛侯狱中的答辩词,向太后道歉说:“狱吏刚刚查证清楚,就要放他出狱。”于是派使者持节令赦绛侯无罪,恢复封爵和封邑。绛侯出狱后,对人说:“我过去统率百万大军,哪里知道狱吏竟尊贵到这种程度。

 

柏杨先生曰: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灭他这个“忠厚老者”的威风,教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贯高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教,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保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砖头,也救不了周勃的命,周勃死里逃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这种个案,在历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盖世奇功——没有他的拥护,刘恒仍在他的代国喝米汤。但到了最后,却被吓得几乎神经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装,能挡住什么?只需一纸逮捕令,还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惊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发生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使他感觉到大祸将至。把一个元勋逼成这个样子,不系于自己的无罪,而系于所谓“领袖”的高兴或不高兴。

       周勃最后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那么大的权威?”人,一旦陷入狱吏之手,犹如老鼠陷入响尾蛇的毒牙,除非“二万两黄金”,就难逃劫数。没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劫数。身受其害的人,呐喊嘶叫,又得不到回应。这是中国人的羞辱。

 

治国先生曰:一切专制制度下,狱吏都是最高统治者锋利的爪牙,归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二十世纪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这种情形,在独裁专制国家反而更加完备。斯大林先生的“克格勃”,竟然杀害了数百万人民和官员,而且他手下三位血案如山的克格勃头子亚哥达先生,叶热夫先生和贝利亚先生,也都遭到体制本身的处决。希特勒先生掌权时,最猖獗的是专事肃清和迫害的党卫军即“盖世太保”们。“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受宠信的则是头号狱吏康生先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狱吏姚文元先生。他们是血债最多而又不受当时法律追究的嗜血的一族。周勃先生的感叹,竟一直响彻到二十世纪,弥漫了半个地球!

 

公元前175年    丙寅

西汉文帝        五年(前元五年)

 

【原文译白】起初,秦朝用半两钱。汉高祖嫌太重难以携带,改铸荚钱(又名榆荚钱,铜质。面值半两,实重三铢即八分之一两,直径一寸,文曰“汉兴”),于是物价腾踊,一石米卖到一万饯。夏四月,改铸四铢钱(重四铢,面值半两)。废除“盗铸钱令”让百姓都可以自己铸钱。

贾谊上书谏诤:“法令准许天下人可以公开雇用劳力,租借场地、原料,铸造铜锡钱,有敢杂以铅铁和其他造假行为的,处以‘黥刑’(面上刺字染墨)。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况是:不混以杂质造假,则无利可图。造假的成本很低,获利却特别丰厚。有些事情本身就召来祸害,有些法律本身就鼓励作弊。现在使平民百姓人人有权造币,各人都寻找隐蔽的场所铸钱。针对这种形势,想要禁止他们以不易觉察的奸伪谋取暴利的行为,虽然每天都有人被判处黥刑,情势也不能停止。最近以来,人民判罪的多达一县数百人,受到官吏怀疑、刑讯和逃匿的,为数更多。悬法以诱民,使他们跌入陷阱,没有什么比铸钱令更严重的了。而且人民使用钱币,各郡县都不相同。有的用轻钱,一百钱还要加上若干钱;有的用重钱,称重量已达到法定值,但是却不接受。法定的钱币没有设立,官吏急于要制定统一的标准,则特别烦琐苛细,无力胜任;放纵而不过问,则市场各种钱币以不同的标准流通,钱币制度大乱。铸钱的法令不恰当,什么办法也不顶用。现在放弃农耕而采铜的人每天都在增加,放下农具,烧炭冶炼伪币的一天天增多,粮食却没有增加。本分的人民受到利益的诱惑,去做奸邪之事,朴实的百姓,陷入法令的陷阱而受刑戮之罪。刑戮过多,对国家甚为不祥,怎能轻忽其事?国家知道了这种危害,官吏的意见一定是‘禁止’。但是禁止的方法不对头,损失会更大。用法令禁止铸钱,钱币就显得贵重;钱币贵重利润就更大,偷着铸钱的人就会如云而起,斩首暴尸的刑罚也不足以禁止。奸伪众多而法禁屡败,原因在用铜作钱币的材料。到处都能得到铜,也就到处产生祸害。建议由国家垄断铜矿和冶炼。”贾山也上书谏诤:“钱是没有用的东西,但可以换来富贵。富贵应掌握在君主手中,现在人民却可以铸钱,是和君主共同掌握富贵资源,一定不会长久。”文帝不予采纳。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文帝的宠幸。皇上想让他富有,就把蜀郡严道县(今四川省荣经县)的铜山赐给他,让他铸钱。吴王刘濞有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的铜山,招致天下逃亡的人铸钱,东面又煮海水为盐,因此不收赋税而国家富足。于是吴国和邓通的钱币遍布天下。

 

治国先生曰:汉初币制混乱,源于错误的铸币政策和法令。任何制度只要有缺陷,就有人利用这种缺陷谋取私利;缺陷越大,谋取私利的机会就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抛弃生产性劳动从事投机钻营,社会秩序和劳动者的利益遭到的损害就越大。贾谊先生对实际情况了如指掌,分析得头头是道,解决的方案也切实可行。但刘恒先生已开始染上一切当权者都避免不了的“有权就有真理”的毒素,加之他要为宠爱的邓通先生谋取私利,贾谊、贾山二位先生的剀切之言便都成了耳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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